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当代作家的现实情怀，短篇小说的作家同样如此，他们关心现实问题，关心世界格局中的政治走向。但短篇小说作家并不会像新闻记者那样去直接告诉读者，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是在写短篇小说，而是在写新闻报道。当然我们也不能像读新闻报道那样直接从短篇小说中了解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而言，他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池潭，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大事都会沉入到池潭里，他写的小说不过是池潭折射出来的一束光。这一束光就是作家对现实的回应。这一束光对读者的刺激，远远要比单纯告诉人们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强烈得多。以小见大，往往是这类小说所达到的效果。如畀愚的《我的1991》看上去写的是非常个人化的小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一个中国人在1991年到苏联做生意的经历。主人公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他遇见了一位神秘的苏联人伊万，伊万肯定有很强大的背景，因为他做的是军火生意。苏联人看来非常信任主人公，要介绍主人公与他的上司瓦西里见面。于是主人公带着他的女翻译、一位苏联姑娘娜拉塔莎去了莫斯科。麻烦的是，主人公似乎爱上了娜拉塔莎，他到了莫斯科后，都顾不上联络他的生意，而是每天与娜拉塔莎缠绵在温柔之乡。但主人公与情人在宾馆里缠绵时，窗外正在发生一桩影响世界的历史事件：导致苏联解体的群众示威。是的，作者并不是要在此做一篇宏大叙事，他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对此作了撇清：一个巨大的帝国一夜之间解体，主人公反而感到高兴，因为他的客户从原来的一个国家一下变成了十五个。小说的最后，主人公还从这桩政治大事件中发现了重大的商机，因为伴随着苏联解体，莫斯科到处矗立的铜像纷纷被拆除，主人公打算用购买废铜烂铁的价钱来收购这些铜像。瓦西里很爽快地答应了，但主人公请求瓦西里帮他找回失踪了的爱人娜拉塔莎却被拒绝了，这时主人公才发现，他的爱人是克格勃安插的人。作者在叙述中始终要营造一种逃离宏大叙事的气氛，主人公面对红场上和大街上的军车与坦克无动于衷，他也顾不上政府的戒严令，四处去寻找失踪的爱人。但小说的结局颠覆了作者精心营造的气氛：这个似乎与苏联解体毫不搭界的主人公，其生活轨迹实际上从来都没有超出宏大叙事之外。艾玛的《在金角湾谈起故乡》，分明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白。主人公Ｍ女士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学者，她的专业也是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的，因此她从专业的角度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充满着忧患。但这位充满忧患意识的专家却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束手无策，这并不是专家的无能，而是专家不愿意去效仿和学习现实中的行为规则，因为这些现实中的行为规则是与她的理想相背离的。现实与理想的背离，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困惑。作者以故乡这个意象来隐喻这个困惑，这恰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之“大”。
短篇小说是用显微镜看世界，在同一块肌体上，每一个作家截取了不同的切片，虽然这些切片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景象，但它们又都指向同一块肌体。同样是写底层的生活，王祥夫的《半截儿》、裘山山的《野草疯长》、方格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和笛安的《圆寂》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场景，给我们营造了不同的氛围。王祥夫写的一对残疾人，男的叫半截儿，他的下半身被火车压没了。女的叫吴豆花，是一个侏儒，这一对残疾人还结婚了，他们相互帮扶，一起过日子。可以想象这样一对残疾人，他们的生活一定很艰难。如果要写他们的苦难，可写的东西会很多，但王祥夫截取了一段最特别的生活片断来写，写他们结婚后怀孕了，怀孕后准备生产，王祥夫就写他们去医院的一段经历。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作者截取了一段什么样的切片，而是作者怎么处理这段切片，因此一个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作者思想的一段切片。以平等之心去面对残疾人，赞叹他们的生活能力和生活姿态。充满着一种乐观昂扬的情调。方格子的小说《锦衣玉食的生活》则是一种悲观的情调，她哀叹小人物的生活艰难，以平等之心为他们的不平等而伤痛。小说中的主人公艾芸本来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和安稳的家，但她所在的美术工艺公司突然就倒闭了，后来她的丈夫也与她离婚，艾芸孤身一人，几乎都失去的生活的热情。作者写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截取的则是一段她从萌生出死亡念头到实施自杀的生活片断，这是一段多么伤痛的生活切片。裘山山的《野草疯长》写了一个在城里按摩店打工的女孩追求爱情的经历。裘山山既不是像王祥夫那样心怀赞叹，也不是像方格子那样透着心碎的伤痛，而是以见义勇为的果敢姿态为她笔下的主人公大声鸣不平，也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击了主人公一掌。如果把小说中的故事元素还原出来，就是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俗到家的故事，女孩先后与黑牛、赵推销和松林相好却最终又被他们遗弃，但作者淡化了故事的言情色彩，而是从中提炼出责任的主题。于是一个俗烂的故事也就在作者笔下脱胎换骨。笛安的《圆寂》多多少少会让我们联想到汪曾祺的著名短篇《受戒》，不仅因为这里面也有寺庙，也借用了佛教的用语来点题，而且小说里也有一个类似于《受戒》中明海小和尚与小英子之间清纯的爱情萌芽，这就是袁季与小女孩普云之间超越世俗污浊的关系。但笛安并没有像汪曾祺那样朝着清纯诗意的方向发展，她有意要把一盆清纯的花朵摆放在一个污秽不堪的垃圾场中，让人们对这朵花更加怜惜。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笛安是一位年轻人，也就是我们常议论起来的“80后”。当“80后”写作成为一个时尚的话题时，“80后”写作也就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与大众化和娱乐化联系在一起的。但笛安的小说与这种模式毫不搭界，我以为，恰是短篇小说中的经典意识和文学精神带给她不同于时尚化“80后”的思维方式和看世界的方式。我甚至极端地认为，短篇小说就是一个试金石，只有那些愿意写短篇小说而且把短篇小说写得比较地道的作家，才是真正具有文学精神和文学品格的作家。现在人们在讨论“80后”文学写作时，总是关注那些时尚化写作的作家，完全无视“80后”在文学上的传承和追求，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拎出那些能够且愿意写短篇小说的“80后”作家，就能发现他们的文学品质，是与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对“80后”的固定印象大不一样的。也只有当我们涉及了写短篇小说的“80后”作家，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80后”文学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