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短篇小说从“五四”写起，一直写到21世纪，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反复磨炼，应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文体了。21世纪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革，比如市场经济、互联网、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媒体，等等，这些变革对文学的冲击不容低估。但唯有短篇小说似乎在这些外来的冲击下显得无动于衷。这说明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已经成熟为一个相当坚固的堡垒，它代表了传统小说的审美形态，不会去适应外在的变化。因此，短篇小说在新世纪以后逐渐式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从一定意义上说，短篇小说的式微，是短篇小说呈现自己成熟的一种方式。因为自21世纪以来，文学生产系统在现代化的不断加速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已经不像传统时代那样基本上统一在一条文学链上，而是处于多样化的、生态化的文学环境之中，文学一方面更加丰富多样，另一方面也变异得非常厉害，纯正的文学显得相当脆弱。为了适应新的文学生产环境，许多文学样式不得不改头换面，而改来改去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把许多适应当下消费时代的新因素强行往文学里面塞，二是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尽可能地淡化。但文学为了适应消费时代的改变，带来的并不是文学的新生，而是文学的泛化、矮化和俗化。当然，以达尔文主义来看这些会是一个乐观的结论，因为优胜劣汰，旧的文学死亡了，会诞生一个新的文学形态，比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但我始终认为，文化和文学拒绝进化论。因此，能够将一种传统的文学形态保存完好，将是人类文明的幸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短篇小说的式微，就能发现其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这种式微其实是一种有力的退守，保持自己的纯粹性。因此，我在编选21世纪的短篇小说时，并不以新世纪为衡量标准，而是将旧世纪作为圭臬。事实上，21世纪以来比较好的短篇小说，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传统的影子；而21世纪以来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作家，也都是在艺术意蕴上下工夫。正是这一原因，21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就成为了保持文学性的重要文体，许多作家通过短篇小说的写作，磨砺了自己的文学性。而短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于此。因此在具体介绍21世纪短篇小说时，我宁愿冒着被人们批评为形式主义者的风险，不从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的角度去介绍，而从小说艺术意蕴的特点去介绍。如果有人批评，我也要辩解几句，事实上，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我们谈短篇小说的艺术意蕴时，就会发现，艺术意蕴其实就是作家处理内容的特殊方式，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作家强化了内容中的某些方面。
21世纪以来的文学越来越显得躁动不安，相比之下，短篇小说是心安淡定的境界。这首先得益于短篇小说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写作阵营。在短篇小说面前，作家大概是最没有市场、娱乐、时尚等方面的诱惑和欲望了，诱惑是来自外界，欲望是来自内心，从里到外都是如此清静。更大的原因就在于短篇小说成为作家的一种文学寄托和文学倾诉。苏童就说过，他“患有短篇‘病’，……它会不时地跳出来，像一个神灵操纵我的创作神经，使我深陷于类似梦幻的情绪中，红着眼睛营造短篇精品”。刘庆邦更是提出了“短篇小说的精神”，他所说的短篇小说精神是：“对纯文学艺术的不懈追求精神；勇于和市场化、商品化对抗的永不妥协的精神；耐心在细部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精神；讲究语言韵味的精神；知难而进的精神。”这两位作家都是短篇小说阵营中的主将，新世纪以来，苏童的《白雪猪头》《伞》《人民的鱼》《骑兵》《西瓜船》《私宴》《堂兄弟》《茨菰》《香草营》等，刘庆邦写的《信》《相家》《何处是家园》《金色小调》《摸刀》《到处都很干净》《月亮风筝》《月光下的芝麻地》等，都称得上是短篇佳构。显然，他们每年都在短篇小说写作上花了不少的时间和心血。像他们一样几乎每年都有短篇小说发表的作家还可以开列出：迟子建、范小青、王祥夫、铁凝、裘山山、阿成、毕飞宇、叶弥、石舒清、魏微、戴来、金仁顺、郭文斌等。让人欣慰的则是，不断会有新的作家加入到短篇小说的阵营中来，如最近两三年涌现出来的鲁敏、徐则臣、付秀莹、艾玛、笛安、甫跃辉、郑小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