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办一个专栏起码要做一到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相对是比较轻松的，我不用去仓库、码头做体力活。慢慢地我开始热爱起这件事情了，因为它不仅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快感，也给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 在武大读书
四年之后，也就是1978年高考开始了，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就结束了搬运工的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那四年在汉口的搬运工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教育，也是一次极大的历练。我父亲当时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我一直过得也算是衣食无忧。通过搬运工的生活，使得我对民间、对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性格特征、语言特点，包括他们内心的需求、想法都有了了解，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觉得我的写作跟我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对于我来说，那四年也是读了一轮大学。那个大学不是像武汉大学这样的知识大学，而是一个社会的大学，这个大学对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这一轮大学比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四年可能受益更深。它是个人生命的一种体验，它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人生观，那些不是从书本上就能学到的。
有了这四年在社会最底层被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生活之后，我对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这恰恰是文学要关注的东西。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四年，我还经常梦到我当装卸工的样子，有时候竟然会大半夜睡不着觉，内心进行着一种无法名状的挣扎、摆脱。那四年对我的影响是极大的，我前期作品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写装卸工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仍然会用很多的笔墨，情不自禁地去写这段生活。
然而，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四年，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先前一直在汉口生活的，读大学之后就突然到了武昌。在此之前，我都没到武昌去过几次的。这四年大学，接触到的东西是全新的。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一切都从头开始，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有些同学非常有水平、有的同学非常有见识，他们谈论的东西很多是众人所不懂、所不知的，还有在学校里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我们浸润在大学广博、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我们浸润在大学自由、批判的空气里。
我们渴求着知识，我们渴求着摆脱以前的蒙昧，我们谈论地理，谈论历史，谈论时事，谈论文学，我们还成立了文学社、诗社。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时几个最重要的讨论题。
第一个问题是文学要不要写爱情。现在想想这个事情是多么的可笑啊！因为，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无可非议，爱情和死亡是永恒的主题，爱情在文学中是备受作家和读者青睐的东西，但是，当时这个问题却是困惑着我们的。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文革”期间一直不让写爱情，八个“样板戏”中的人物也都是没有爱情的。然而，可笑的是，在我们图书馆里，文革之前的小说中，被翻得最烂、最旧的那几页都是写爱情的，比如《安娜·卡列宁娜》的地主、农庄、土地改革部分都没有什么人看，但是一旦看到安娜谈恋爱的部分，书就翻烂了。
第二个就是文学能不能写悲剧。文学中有悲剧和喜剧，但当时是不能写悲剧的，你不能暴露社会的黑暗面，社会是充满着阳光、莺歌燕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