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要建立仁爱社会的设想留下的一项颇具争议的遗产就是，印度拥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使印度企业基本上无法解雇任何一名员工，哪怕他经常旷工。尼赫鲁模式中的某些部分，如奥伦威尔式的许可证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其他部分，如这部严厉得近乎荒谬的劳工法（1976年在英迪拉·甘地时期变得更加严厉），却保留到现在。它意味着企业即使在扩张时期也不愿意雇用大量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担心在下一个经济低迷时期无法解雇规模庞大的员工，这样会导致企业破产，每个人都将失去工作。但这同时意味着企业愿意尽可能地将它们的生产外包给那些小型的、无须经过审查的“非组织性企业”，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开劳工法，这些法律在印度迷宫似的非正式经济中是没有强制效用的。尼赫鲁的另外一些遗产也有待废除，如“检查制度”，持续的检查使印度的企业苦不堪言。前印度宝洁公司总裁古尔恰兰·达斯（Gurcharan Das）曾这样写道：“我30年在印度的商业生涯中，没有遇到过一位真正了解我的企业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有将它摧毁的力量。”
尼赫鲁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遗产是将大量资金投入为中产阶级准备的用英语教学的大学，数额与投入农村初等学校的一样多，也收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效果。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人物，不是在美国硅谷或马塞诸塞州工作，就是为像塔塔和信诚工业集团这样的大企业工作。由于印度出色的大学体系，它的科技实力已经排名世界
第三，②在美国和日本之后，领先于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为社会底层的人们设立的基础教育上。印度每年培养出100万名工科毕业生，而美国或者欧洲每年的工科毕业生人数不足10万人。然而印度的识字率只有65%，而中国几乎达到90%。③“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科毕业生为我们服务，”在参观完塔塔先进的生产线后，它的一位执行经理告诉我，“而且他们比日本的工程师要廉价得多。”
印度最成功的成衣供应商，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Gokaldas Exports）的首席执行官迪内希·兴都喇（Dinesh Hinduja）的财富更加生动地体现了印度经济的矛盾。在印度和中国，像兴都喇这样的商人使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对这两个相邻的亚洲经济巨人的苏醒感到畏惧。戈卡尔达斯出口公司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经济发展迅速的首府城市班加罗尔，它每个月能为世界上26个品牌生产200万件成衣。它的大客户包括：玛莎百货、香蕉共和国、盖普、皮尔·卡丹以及阿贝克隆比等。甚至在这些衣服运离印度之前，其条形码和价格标签就已经被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