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堕胎可能提供了宗教领域中应用“窍门儿”的最佳例证。官方形式上，巴西实行政教分离。但政府官员做任何事情都谨小慎微，唯恐冒犯教会，结果巴西成了世界上反堕胎法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如果医生拿不出证据证明妊娠可能威胁孕妇的生命，或证明是强奸的结果，堕胎就是违法的。教会对堕胎的限制甚至更加苛刻。2009年发生了一桩臭名昭着的案件，一个九岁的女孩儿被她的继父强奸并怀了双胞胎，她的妈妈将她带到累西腓（Recife）的一家诊所做堕胎手术，但当地的大主教竟然将这位母亲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同革出教门。
不过，普罗大众根本不把教会和国家放在眼里，他们想出了一种绕开禁令的方法。在巴西全国，怀孕但不想将胎儿延续到分娩的妇女求助于巴西俚语中所称的“天使工厂”。“天使工厂”虽是秘密诊所，但其坐落位置却广为人知。那里的堕胎手术不仅费用低廉，而且不会遭到盘问。尽管堕胎手术是非法的，因此很难计算其有多普遍，但据卫生部的估计，巴西每年的堕胎手术高达200万例之多。在对性事比现在更加保守的1991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甚至估计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要堕胎两次以上。尽管如此，2007年《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o Paulo）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却发现，2/3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应修改”巴西现行的堕胎法。
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离婚在巴西都是非法的。一代又一代通过宗教仪式结婚却不幸福的夫妻不得不求助于一种法律承认、教会却不承认的逃避手段——这是运用“花招儿”破解看似棘手问题的又一个经典例子。教会的反对使夫妻双方无法离婚，但他们会获得一个承认其“分居状态”（desquitado）的法律文件。婚姻虽没有正式解体，但双方都不再具有夫妻共同生活的义务。尽管这意味着他们今后不能正式再婚，但“分居状态”却允许他们自由地寻找新伴侣，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种“婚姻”状态下出生的孩子被视为合法婚生子女，但从极其正式的意义上讲，他们并没有合法婚生子女的权利。一旦遗嘱遭到质疑，经常会导致复杂的遗产纠纷。
由于天主教和马孔巴教的主导地位，以及许多人往往在两大宗教之间摇摆的缘故，加尔文教及与之相关的教义和价值观几乎在巴西人的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人们认为世界并非不可救药或天性邪恶，而是一个可以寻欢作乐和消费的所在。这种信仰或许可以追溯至第一批葡萄牙探险家将巴西看做“人间天堂”时期。由于反加尔文教的倾向，利润和财富在许多地方仍被视为是剥削和自私这两宗罪的孽果，而不被看做一种美德，或对提供的服务或作出的牺牲给予的回报。但任何一种罪都可以通过向神父或圣父（pai de santo）忏悔并通过祈祷或供奉神灵表示悔过而得到原谅。由此产生了一种希科·布阿尔克在《赤道以南无罪恶》中所唱的主题——罪与赦的永恒循环。
原谅和赦免的思想同宽容品质密切相连——巴西人认为宽容是其民族性最值得肯定的特征之一。别人的小缺点或癖好可以宽容，甚至于他们的重大失误或者僭越法律都可以宽容。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那句名言“美国人的生命中没有第二幕”对巴西人毫无意义。一位大众明星或足球运动员离开夜店时，如果驾驶的跑车超速撞上街头商贩或一群青少年，很快就会被原谅，甚至不用去蹲监。因为卷入腐败丑闻而名誉扫地的政客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若无其事地卷土重来，赢得公职选举。
上述提到的所有案例都是真实的，而非假设。另一个案例是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遭弹劾下台之后，实际上完全淡出了公共生活。1992年，德梅洛在遭弹劾之后也辞去了总统之职，但他却在2006年重返政坛，获选进入国会。国会中还有其他若干同样名誉扫地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如果有什么格言可以形容这种现象，那无疑就是作家伊万·莱萨（Ivan Lessa）说的那句话：“每隔15年，巴西人就忘掉过去15年发生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