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郡可怜的饮酒者和吸烟者，远非大英帝国中最惨的人。在印度，英国征税所带来的冲击更大，因为扶摇直上的印度军队的经费不算在英国纳税人需要支付的帝国开支之列。不幸的是，在孟加拉税收增加的同时，一场严重的饥荒正在肆虐，孟加拉1/3的人口（约500万人）在这次饥荒中丧生。吴拉姆·侯赛因·汗认为，“每年向英格兰输出的大量金钱”与这个国家的灾难之间存在明显关联：
各地区产出的减少，进一步增加了被饥荒夺走的无数生命，死亡率继续攀升，导致这个国家的人口不断减少……如今英国人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主人，在这个国家只有他们是富人，穷人们辛苦劳作后却只能指望富人们施舍劳动的果实，穷人们付出却让富人们得益？……无数的手工业者……如今除了乞讨和偷窃之外别无活路……许多人已经背井离乡，而那些不愿意离家的人，只能忍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最后在自己的草舍中死去。
英国人不仅把他们在印度赚的钱悉数运回了英国，甚至他们也仅购买英国商品，而非印度商品。情况并非如此，1783~1784年间又发生了一次饥荒，夺去了印度平原上1/5人口的生命。紧接着，1791年、1801年和1805年又发生了物资大匮乏。
而伦敦的股东们也甚感不安，这从东印度公司的股价上就能清晰地看出来。在克莱夫任总督期间，公司股价曾经飙升，而黑斯廷斯在任期间，股价却大幅下挫。如果孟加拉的牛市不再，那么公司丰厚的利润来源也将枯竭。黑斯廷斯也不能再依靠军事行动充实公司的金库了。1773年，他同意接受奥德邦的行政长官的请求，以4 000万卢布的报酬帮后者出兵攻打罗赫拉斯人—定居罗赫康德的阿富汗人，最终的结果是，这次行动的成本并不比黑斯廷斯收取的报酬低多少，何况，他最后压根没拿到这笔报酬。1779年，马拉塔人击退了前来挑战其印度西部统治地位的英国军队。一年后，迈索尔的海德尔·阿里和他的儿子提普苏丹攻击了马德拉斯。在收入急剧减少，而成本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公司不得不依靠短期借贷和出售债券勉强维持其经营。最后，股东们不仅减少了每年的分红，还不得不依靠政府的资助—这引起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反感。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1776年）中轻蔑地说道：
他们的债务不减反增，他们欠了财政部……40万英镑，在海关那里又拖欠了一大笔关税，在银行的巨额贷款也未及偿付，还有来自印度的账单，粗略计算，数额可能达1.2万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