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例子
不可否认，当我十几岁的时候，身穿红制服，头戴圆帽盔，满脸严肃的英国人统治世界的印象差不多已成一个笑话，也成为电影中的素材。可能这种原型来自蒙蒂·派森电影《生活的意义》的一个片段：在与祖鲁人的战役中身受重伤、浑身血污的“汤米”神往地欢呼道：“我是说，我杀了15个坏蛋，先生。现在，如果我回去的话，我肯定会被吊死的！可是在这里，我还能得到奖章，先生！”
1982年我考上牛津大学时，英国的帝国梦想早已被人遗忘，甚至已经没人拿它作笑料了。那时，牛津的学联还会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比如“议会对殖民统治表示后悔”，年轻鲁莽的我立即对这个议题提出了反对，我的学生政治领袖生涯也因此早早地夭折了。事实上，我是在那时候才有所醒悟的：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对英国的过去怀有一种甜蜜的眷念。事实上，现在的很多人看到我竟然打算为英国的帝国统治作辩护，都会心生反感。当我热切地钻研这一课题时，我才发现，我和我的家庭竟然不幸地被误导了：英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成本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它所带来的利益。它的出现最终还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在此，我没有必要详细阐述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它们归结起来无非有两点：第一，殖民统治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灾难；第二，殖民统治也给殖民者本身带来了恶果。前者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先知穆塔吉赫林》（1789年）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高拉姆·侯赛因·汗，到《东方主义》（1978年）的作者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伊德，包括列宁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思想流派都体现了这个观点。后者属于自由主义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亚当·斯密认为，多年来即使是从英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大英帝国的建立也只是“浪费金钱”。
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论点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剥削，从本质上讲，殖民统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欧洲人显然是真心实意地理解和研究原住民文化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被殖民者的剩余价值。而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则更加复杂。自由主义者认为，由于帝国主义运用了从军事武力、特惠关税到有利于宗主国商业垄断等种种手段，从而扭曲了市场力量，因此，即使是对宗主国自身的长远的经济利益来说也是不利的。这种观点认为，对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来说，自由的经济融合要比通过帝国主义手段实行强迫性融合更有效。因此，对英国来说，投资于国内的产业可能要比向遥远的殖民地一掷千金更有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开拓和保卫帝国巨大版图的开销负担，纳税人完全可以把这些钱花在购买现代消费品上。一位历史学家在《牛津大英帝国史》中甚至推算出，如果英国在19世纪40代中期就甩掉帝国的包袱，那么它将有望获得的“去殖民化红利”相当于减税25％。这笔节省下来的税赋可用于投资电力、汽车、耐用消费品行业，从而极大地促进家乡工业的现代化。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J·A·霍布森和伦纳德·霍布豪斯等人就进行过类似的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分别继承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莱特的思想衣钵。在《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也质疑了“建立一个国家，让整个国家的消费者不得不从其殖民统治下的各个产品生产国购买供应给他们的所有产品”的理念。但是，最早坚信英国在进行贸易扩张的同时，必须实行彻底不干涉外交政策的人还是科布登。他坚持认为，贸易本身就是一剂“万能良药”：
它就像一项有益的医学发现，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对文明社会的健康追求和体验。英国向那些文明程度更低的社会输出的，不仅仅是大宗货物，还有智慧的种子和丰硕的思想果实；而造访过英国大规模工业基地的商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也将变成一个传播自由、和平与良政的布道者。与此同时，我们的足迹遍布欧洲各个港口的蒸汽船，以及备受各国瞩目的铁路，这些都成为我们宣传文明体制价值最好的广告和入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