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今很少有人再去读斯宾格勒、汤因比或索罗金的著作（奎格利倒是仍被阴谋论者所津津乐道），但类似的思想在更多现代学者的论作中清晰可见。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987年），就是另一部对历史的周期性进行阐述的论作。书中认为，大国的兴衰取决于其工业基础的增长速度，以及相对于其经济实力的帝国扩张成本。这一思想暗合了科尔的组画《帝国的兴衰》，认为帝国的扩张为未来的衰败埋下了隐患。保罗?肯尼迪写道：“如果一个国家战略扩张过度，它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将无法弥补其庞大的开支。”他认为，这种“帝国的过度扩张”现象是所有大国的通病。保罗?肯尼迪这本书一经问世，这种顾虑便被许多美国人所认同，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也将被这一疾病击垮。
贾德?戴蒙近期提出的关于兴衰变迁的理论再次引发共鸣。他的《崩溃：失落与延续的文明》（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年），是一部绿色年代的周而复始的变迁史，它讲述了多个文明的兴亡故事，包括从17世纪的复活岛到21世纪的中国，这些文明或已为滥用自然资源付出代价，或者正在为此承受着风险。戴蒙援引了美国探险家和业余考古学家约翰?劳埃德?史蒂文斯——正是他在墨西哥发现了惊人的玛雅文化遗迹——的话：“这里就是那些享有过高度文明的奇特民族的遗骸，他们经历过国家起起落落的各个阶段，步入他们的黄金年代，而后消亡。”根据戴蒙的观点，玛雅跌进了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其脆弱低效的农业系统无法负荷它过快的人口增长。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开垦，更多的开垦则意味着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河渠干涸和土壤耗竭。结果就会因争夺日趋减少的资源而引发战乱，并最终招致灭亡。
戴蒙的推断自然是今天的世界也可能步玛雅文明的后尘。关键问题在于自然环境的自杀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而不幸的是，无论是落后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对这个可能在100多年后才会彰显出的问题置之不理。虽然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出了清晰而殷切的呼吁：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但与这个问题相比，解决当前贫富国家之间在财富分配上的争端则显得更为紧迫。我们爱自己的孙子，但之后的子子孙孙便无暇顾及了。
然而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这种周期观念的总体框架是错谬的。科尔艺术创作中所展现的文明由诞生到成长直至死亡的漫长周期变迁，可能是对历史进程的错误解读。历史演变是否有可能并不遵循缓慢的周期规律，而是一种心律失常的悸动：有时看似平静，却蕴涵着激烈的躁动因子。历史的时钟是否有可能并不像季节更替那么缓慢悠长、可以预测，而是像我们做梦的时间一样忽长忽短。总之。文明的崩塌是否有可能并不需要靠几个世纪来酝酿，而是像夜贼一样突然来袭。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力图展现的，文明是一个复合体系，它是由众多交互因子组成的非对称的机体，它的结构较之埃及的金字塔，更像纳米比亚白蚁的蚁丘。它行走在有序和无序之间，处于一种被计算机学家克里斯托弗?兰顿称为“混乱的边缘”的状态，这样的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运转平稳，并能够持续地进行自我调节应变。但它也有出现危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扰动就可能让它从良性的平衡状态滑向沦亡，一颗沙粒也能造成一座稳定的沙塔的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