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过后，发生第二次经济萧条的险情才开始化解，虽然那时的衰退迹象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不论怎么说，世界为之改变了。由于为进出口贸易提供融资的信贷资金突然干涸，金融危机给全球贸易所带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崩盘，本来是可能摧毁亚洲地区大经济体的，因为该经济体据称全仗对西方的出口。然而，得益于以大规模信贷资金扩张为基础的高效政府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只是放缓了增长的步伐。这种令人惊叹的业绩几乎没有什么专家预测到。采用新加坡模式发展人口规模达13亿的大陆经济，其难度显而易见，而截至写作本书（2010年12月）时，其前景仍然被看好：中国将继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稳步前进，而且，在10年内，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赶超美国，正如过去（1963年）日本赶超英国那样。
毫无疑问，在此前500年中，西方一直真实而持续地保持着对其他世界的优势地位。从17世纪以来，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就开始逐级拉大，至少直到最近的20世纪70年代，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但此后，收入差距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本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明确了我想要提出的下一个历史问题：西方具有的那些优势现在消失了吗？只有弄清西方优势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后，我们才有可能给出答案。
接下来的内容涉及历史方法论；没有耐心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我为本书写作的前言，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当前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关注度是不够的。在见证我的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有这样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所学的历史比同龄时期的我学的少，这并非因为他们的老师差劲，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差劲，历史考试就更不用说了。在见证金融危机逐渐升级之际，我意识到，绝不只有他们如此，因为在西方世界银行和财政部中，似乎只有极少数人对上次的大萧条略微具备那么一点最肤浅的知识。大致30年来，西方中学和大学中的年轻学生所接受的都是通才教育，缺乏实质性的历史知识。他们接受的是彼此孤立的“模块”，不是叙事史，更谈不上编年史。接受的训练是按固定的模式对文献选节进行分析，而不是培养广泛、快速阅读的关键技能。学校教育鼓励他们同情想象中的罗马百夫长和大屠杀中的牺牲品，而不是培养他们就其困境的由来和过程撰写论文。在《历史男孩》（The History Boys）中，剧作家艾伦·班尼特提出了“三难选择”：历史应该作为反面立论来教，还是在与昔日的真理和美的交流中学习，或仅仅是“罗列一件又一件的事件”？以上种种方法中，没有一种是针对当今六年级的学生的，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六年级的学生充其量只是被灌输了少量“几个事件”，而且毫无特定顺序。
我担任教职的大学的上任校长曾坦承，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念本科时，他的母亲曾恳求他至少修一门历史课。这位天资聪颖的年轻经济学家傲慢地回答说，较之于过去，他更对未来感兴趣。现在，他知道那时的偏爱是虚幻的。事实上，世界上本没有所谓单数形式的“未来”，有的只是复数形式的“未来”。历史可以有多种阐释方式，当然，没有哪一种解释是绝对确定的，但是，我们的过去只有一种。虽然历史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对于认识我们当今的经历和我们明天及之后将面临的情形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因有二。首先，世界当前的人口在曾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口中的占比，大约为7%。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换句话说，死人和活人的比例为14∶1；无视如此规模的人口所积累的经验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其次，要认识一闪而过的今天及预知我们未来面临的多种可能性（但只有一种可能会变为现实），过去确实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历史不仅在于我们如何研究过去，更在于我们如何研究时间本身。
让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主题的局限性。史学家不是科学家。他们无法（也不应该尝试）以可靠的预测能力建立普遍适用的社会或政治“物理学”。为什么呢？对于那构成过去的长达数千年的实验，我们是绝对无法重复的。人类历史的样本只有一个。此外，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实验中的“粒子”是有意识的，其意识活动因为各类认知偏差而互不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比没有意识、没有思想、不旋转的粒子更难以预测。在人类的很多特殊倾向中，有一种是人类在演进过程中，几乎本能地学会了从其过往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所以，他们的行为具有适应性，其行为倾向逐渐在变化。我们并不是随意地漫游，而是在道路上行走，而且，当前方的道路分叉（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时，我们以前的经验就决定了我们会选择的方向。
那么，史学家能干点什么呢？首先，以量化数据为基础模仿社会科学家，史学家可以设计“涵括法则”，根据卡尔·亨佩尔逻辑，对历史的归纳陈述可概括大多数事例，举个例子，当独裁者而不是民主领袖掌权时，该国打仗的可能性就增大。史学家可以发挥想象力，按照伟大的牛津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1939年出版的自传中所描述的方法，与已亡故的事物展开交流。模仿和概括这两种历史探究方法让我们有机会将过去残存的遗迹还原成历史原貌，使之成为一整套知识和阐释，让我们在事后揭开其困境迷局，并找出应对方法。有关我们未来可能经历的情形，任何严肃的预测陈述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一种或两种历史探究法为基础的。如果不是，那么这就与新闻报刊中的占星栏属于同一个范畴了。
对“一战”后兴起的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大失所望后，科林伍德的远大志向在于，抛弃他所不屑的“剪贴式历史”——历史作者仅在以不同的序列和不同的编修风格重复他们前辈的说法——将历史带入现代。他的思维过程自身就值得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