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学家研究的过去并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以残存至今的痕迹（文献和人工制品）形式“活在现在的过去”。
2.“所有历史都是推理史”——这是说如果一件历史证物有意表达的目的无法被推测出来，那它将毫无意义。
3. 这种推理过程要求史学家发挥能跨越时间的飞跃性想象力：“历史知识是史学家所研究的推理史在其头脑中的再次演绎。”
4. 历史的真正含义来源于过去和现在的并置、比较：“历史知识是从当今思维的角度去演绎过去，同时从过去的角度对思维进行调整。”
5. 因此，史学家与历史外行人士相比，正如训练有素的伐木工与无知的旅行者。“除了树和草，这里什么都没有。”那位旅行者这么想着，随后继续前进。“看，”伐木工说，“那草丛中有一只老虎。”换言之，科林伍德认为，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是“与（科学）法则完全不同” 的东西，也即洞察力。
6. 洞察历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它不仅告知人们过去，也告知人们现在，它显见的课题就是将历史套用于现在，对其进行剖析，使其本质显现于世人面前。
7. 至于我们选择用于历史探究的主题，科林伍德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与他同在剑桥的同龄人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斥为“现时意识”（present-mindedness）的内容没什么不对：“真正的历史问题从实际问题中产生。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将局势看得更清楚，进而响应召唤应对挑战。所以，从根本上说，最终产生的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他们在寻求解决方法时所参考的就是历史。”
科林伍德博学多才，精通哲学和考古，是坚定的绥靖政策反对者，也是早期讨厌《每日邮报》的人。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导师，在我写作这本书时，他更是不可或缺。探讨文明衰落的原因如此重要，因此不能将它留给那些剪贴式历史的传播者。这的确是我们当代的一个实际问题，因而本书意在发挥伐木工式的引路作用，因为这片草丛中隐藏着一只以上的老虎。
在尽职尽责地重构过去的推理过程中，我总是努力记住关于过去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容易疏忽过去的人并不长寿。过去的大多数人即使没有英年早逝，寿命也不长，而那些没有英年早逝的人则一直承受着丧失他们所爱的人英年早逝的痛苦。以我最喜欢的诗人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大师约翰?多恩为例。他活到59岁，也即比撰写本书时的我大13岁。他是律师、议员，并在放弃罗马天主教信仰后成为盎格鲁神甫，后为了真爱而结婚，结果为此丢掉了给他的新娘的叔叔——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格顿爵士——担任秘书的工作。在长达16年一贫如洗的岁月中，安娜?多恩为她的丈夫生育了12个孩子。其中有3个孩子——弗朗西斯、尼古拉斯和玛丽夭折时还不到10岁。安娜?多恩的第12个孩子出生时便已死了。约翰?多恩最疼爱的女儿露西死后，他自己也几乎随她进了坟墓，此后他写下了《丧钟为谁而鸣》（原名《紧急时刻的祷告》，1624），在诗中写下了劝勉人们应对死者抱以同情的最伟大的诗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也为我。”3年后，他的挚友之死又给了他灵感，于是他写下了《圣露西节之夜，最短的白日》（A Nocturnal upon St Lucy’s Day, Being the Shortest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