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另一种失衡无疑会变得更为尖锐，那就是男女比例的失衡。据美国企业研究所人口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统计，在中国0~4岁的儿童中，每100名女童对应着123名男童，这一失衡程度比50年前严重许多，当时每百名女童对应的男童为106名。这意味着今天中国这些新生儿成年后，将面临着潜在配偶长期短缺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调查，每5名男性青年中会有一名单身。在20~39岁的年龄层中，男性将比女性多出2 200万人。问题是如此巨大的男性剩余人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根据德国学者贡纳尔·海因索恩的研究，欧洲在1500年后的帝国扩张就是男性“青年膨胀”的结果。日本在1914年后的帝国扩张也是类似的青年膨胀所导致的。
4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比其他多数人更早地察觉到中国的巨大潜能。他在深思后说：“你可以静想一下，假如任何一个体制健全的政府能够控制中国大陆，天哪，那世上就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我的意思是，如果8亿中国人在一个健全的体系下有效组织起来……那他们将主导世界。”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超级大国，是否会继续依照该国领导人所设定的目标，一以贯之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却令人心存疑窦。相反，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建立的中美之间实力不对等的伙伴关系，很有可能发展为实力相当的敌对关系。
中美之间是否会像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那样再度交恶？这点并非没有可能。正如亨利·基辛格最近的提醒，100年前正是德国的崛起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对英国构成威胁，引发了战争。此外，在久拖未决的中国台湾和朝鲜问题上，中美两国也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基辛格也曾说过，中国的崛起可能“导致世界格局再次出现两极分化”，引发新的“冷战”（甚至可能是“热战”）。但基辛格仍保持乐观态度，他援引了中国外交政策专家郑必坚的观点，郑必坚主张中国“要超越世界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不走德国那种谋求霸权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路”。基辛格建议，美国不应“组织拉拢亚洲其他国家来牵制中国，或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应该采取更好的方式，与中国相互协作，共同建设一个新的“和平社区”。
然而奥巴马总统似乎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他向中国下达了“战书”。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美国计划在此处驻扎2 500名海军士兵，他宣称：“美国将全力参与21世纪的亚太事务，你们不必对此存有怀疑。”他随后前往巴厘岛，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代表会晤，惹人注意的是中国被排除在这个组织之外。6个月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即语出惊人，她称中国政府害怕所谓的中东阿拉伯之春，她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告诉杰弗里·戈德堡：“他们在为此担心，他们试图阻挠历史前进，这无疑是螳臂挡车，他们无法阻挡历史。”这些言论首次表露出华盛顿当局正在考虑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战略来抗衡中国的崛起，此外，他们还威胁把中国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或是在国会中制造保护主义舆论。
世界在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上都正处于全球转变期，此时我们迫切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深刻认识，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将可能重复历史的错误。本书包含了两大思想，它们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际为读者提供了适时的视角。第一个思想揭示了各种文明（不同于帝国）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通过交换思想、参效体制，不同文明在接触中可以实现并存，甚至相互融合。
第二个思想涉及历史变革，它认为历史变革并非以渐进的方式来临。历史由临界点组成，它充满了非线性结果和随机行为。那些随意预言东方崛起、西方衰败的人要知道“协同进化”（基辛格语）也可能发生，同样那些认为历史会按“协同进化”方式发展的人也应认识到革命爆发的突然性，这也是所谓的专家难以预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