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当今世界政府和经济关系的变化，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地将某经济体归结为“国家干预”。我们这个时代并非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以及夹在中间的欧洲三者之间分出高下，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在重于财富创造的经济体制和重于财富调控、再分配的政治体制两者之间找到适合的平衡点，并最大程度地杜绝寻租行为，即各式各样的“腐败”现象，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交汇处相当容易滋生这种行为。
然而本书并非确定无疑地宣告中国的世纪即将来临，相反，我始终认为中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为本书作序之前，我用了3周时间游览了中国，这也是我5年来第五次来到中国。除去在北京的几日，我避开了西方游客偏爱的观光点。我去了延安，在那里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确立了他在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我去了秦始皇陵，这位始皇帝在2 000多年前将中国铸造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我去了有火炉之称的重庆，这座位于长江上游的特大城市正在高速发展。我去了尘土飞扬的湖南长沙，我还去了闷热的安徽合肥，我甚至在璧山的旅舍中度过了一晚，这是安徽南部一个僻静的乡村，时间似乎在这里停顿了百年。
然而璧山只是个例外。除此之外我所经过的地方，放眼看去，四处充斥着城市住宅房地产投资过热的迹象。每个城市的城郊都林立着正在施工的公寓楼群。这些建筑是中国应对西方金融危机时遗留下的后果。在2008年9月后的数月中，美国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中国国内的银行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放出贷款。最大的借款人便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当地政府。由于通货膨胀率高于银行存款标准利率，中国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便被吸引到房地产热潮中。人们在已经拥有一套或数套住房的情况下仍购买新公寓作为投资，甚至在入住前就转手卖出赚取差价。中国人民银行针对这些以及其他通货膨胀信号作出反应，在2011年提高了利率和银行准备金以限制贷款规模。然而依靠向某些非官方贷款人（影子银行、表外工具、投资信托）融资，房地产热潮仍持续了多月。2008年中国官方银行贷款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97%，该比例如今达到了120%。没有人确切知道非官方的贷款金额，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5%~60%。这与西方的房地产泡沫非常相似，虽然它带着些中国特色。在我撰写前言之时，中国当局正在着力解决房价下跌以及冒进的开发商无力还款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此外，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在未来数十年中，中国会愈加痛苦地发现这种原料的供给刚性将严重制约它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