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的折腾，我家总算安定下来。我从小学三年级连跳三级，进入重庆东方中学念初中一年级。学校在海棠溪，每天上学要走山路，来回至少两个半小时，遇到下雨道路泥泞用的时间更长，所以两腿锻炼得十分结实。父亲去桂林就职前先到重庆来看望我们。当他看到我们一切安顿妥当，也就放心了，两天后就飞赴桂林。
重庆，当时人称雾都，每天早晨起来，大雾弥漫，10点以后渐渐散去。日机不时来袭，火光冲天，但我们在南岸，从未挨炸，心里不紧张。
到了1939年末，父亲来信要我们适时南迁广西。为了乘飞机方便，过了年母亲又带着我们兄妹四人搬回对岸重庆市内小墚子的一家旅馆住下，预备订机票。一周后，突然从我开始，兄妹都染上了猩红热，高烧不止，实难成行，一耽搁就是一个月。日机轰炸日甚一日，到处是断垣残壁，实在太吓人。母亲下决心第二天一定走。第二天上午，我兄妹拖着患病之躯到了白市驿机场，怕机场人员发现，不让传染病人登机，我们还要勉力装着无病的样子，总算搭上了欧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安抵桂林机场。父亲来接，全家又一次团圆。听说第二天我们所住旅馆和那条大街全被炸，夷为平地，我们全家侥幸逃过一劫。
在桂林，全家住桂东路城门口一套三进平房，第一进是门面房，第二进房东住，我们住在第三进，中间是厅，东西各两间房，很清静。出城门，过漓江大桥，过桥有个寺庙，现改为逸仙中学，我插班进初二。导师黄昞晖，是从香港来的文化人。他在课堂上既讲战争形势，也讲游澳门的经历，思想活跃。那时，一旦桂林市内的最高峰独秀峰挂上大灯笼，那就是要发生空袭，老师立即组织全班同学去七星岩“躲防空”。我们在桂东路共住了半年，一次轰炸房屋被毁，所幸全家平安，只得搬到环湖路另租住房。
在环湖路，我第一次见到陈嘉庚先生，父亲热情接待了这位闽籍侨胞，称赞他为抗日救国所作的贡献。老乡见老乡，倍感亲切。
在逸仙中学读了两个学期，父亲支持我转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创办的桂林德智中学，入高中一年级。学校新建于桂林西郊甲山村，风景秀丽，软硬件均佳，实行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教师多为太平洋战争后从香港转入桂林的文化精英，图书馆藏书也十分丰富。班导师李德亮讲课很幽默，同学都愿意到他宿舍去聊天。记得一次，他在课堂讲公民课，针对课本反其道而言，痛批马尔萨斯理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则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战争不可避免，诸如此类。在他的教导下，我们受益匪浅。学校在战火中培养了不少人才。仅举我所认识的三位好朋友：俞北海（后名俞渤），他在解放战争中驾机起义。其父俞星槎和我父亲同事，任桂林行营副参谋长，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很悲痛，挥泪写了长长的挽联吊唁他。陈德建，是班上我最要好的朋友，酷爱鲁迅的作品，一口气把《鲁迅全集》读了一遍。我离开德智后，他去了东江纵队，改名陈迅之。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还有一位女同学叫何静宜，是何叙甫伯伯的千金，后改名何嘉，她在香港时曾为我父亲带路去见中共有关负责人，等等。李德亮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李嘉人，当过中山大学校长、广东省副省长，直到李老师去世前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我很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