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不定的生活
父亲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要带全家出去游山玩水，呼吸新鲜空气。除了中山门外常去的几个景点，如明孝陵﹑中山陵﹑音乐台等，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燕子矶俯览万丈下的长江滚滚东流水，栖霞山看红叶，镇江吃老和尚做的鲥鱼，采石矶远眺长江帆船点点，杭州西湖看秦桧夫妻跪像等。当然我们家离玄武湖近，傍晚去玄武湖划船更是一大乐事。
有时父亲也带我们到好友家做客。常去的有住普陀路的何叙甫伯伯家和住傅厚岗的陈焯（字空如）伯伯家。当我第一次看到何伯伯在画室用手指蘸墨眉飞色舞地画中国画，感到很新奇。陈伯伯、陈伯母看到我们十分高兴，常连声叫我小名“弟弟”，还要收我为义子。后来战端一起，也顾不了这些，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1937年上半年，华北局势已相当紧张，但为掩人耳目，当局仍高唱“中日亲善”。当时我已是鼓楼小学三年级学生，级任老师是俞思聪，我忘不了她。一天中午课后下大雨，我没带伞，俞老师留我在食堂吃鸡蛋炒饭，真香，比在家吃饭香多了！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碗蛋炒饭。俞老师叫我们班同学与日本小学生联欢。八辆敞篷小轿车载着几十个穿海军式校服的日本小学生来到校门口，被迎进校园，唱唱跳跳，闹腾了整整半天。当天下午，俞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画着铁路线的地图，让我们抄下拿回去填写地名。我猜不透，就回去问父亲。父亲十分耐心地给我解释，铁路从哈尔滨、长春、沈阳到大连旅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东北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收复失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的幸福和平的童年生活也就此结束了。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父亲让我们先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岂知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突然爆发，我们只得迁居租界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馆。一天中午，两声巨响之后，楼下大厅玻璃被炸得粉碎，满地是血，是日军在上海大世界丢了两颗重磅炸弹造成的，死伤2000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炸弹声。吴淞前线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不断传来。一天半夜，父亲突然从吴淞前线视察回来，在旅馆住了一晚上，他说前线战士十分英勇，前仆后继，尸骨堆积如山，十分壮烈。父亲说的这些，给我幼小的心灵极大震撼。
上海待不下去了，母亲带我们又回南京。列车满载难民，我蜷缩在二等车厢的茶几旁，八个多小时才到南京。父亲亲自来接，我们又回到了百子亭的家。突然，警报响起，我们一起躲进院子里挖好的防空洞。防空洞是父亲在我们住上海期间让人在家挖的。防空洞上面的隔板用几根木柱撑着，上面盖着浮土，洞口挂张毯子。炸弹一声声震耳，我的两只小眼睛紧盯着眼前的木柱，生怕这木柱撑不住垮下来把我们埋了。父亲每天照常上班，我们在家过了几天担惊受怕的日子后，父亲说：“不行，你们走吧！”就亲自送我们到镇江坐船（怕轰炸，轮船不敢靠南京码头）。当天，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坐上去宜昌的轮船，两个月后又从宜昌转赴重庆。轮船走了三天三夜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同船的一位川军团长，腿受伤不能走，他给我们讲战斗故事和沿途风光，我至今还有印象。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蒋介石组织军委会大本营转移武汉，父亲继续主持对日情报工作（后改军令部二厅）。1992年11月5日，我在广州迎宾馆见到何世庸大哥（何叙甫伯伯的长子，曾任广东石化厅厅长），谈起他们在武汉时的情景。何大哥告诉我，1937年五六月间，中共代表团来南京，经张冲和何伯伯介绍，我父亲和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见面，席间相谈甚欢。叶剑英很器重熟悉日本军事的父亲。1938年，二厅在武昌珞珈山主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我父亲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讲课。何世庸曾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的形势报告、叶剑英关于游击战的大课。我父亲就有关情报通讯问题作了讲话。武汉撤退后，父亲请辞军令部职务，转赴桂林行营。
母亲带领我们兄妹四人来到重庆后，为避日机轰炸，经友人介绍，在南岸一座德侨别墅租了两间房住了下来。房间在别墅顶层，除了两间房外，三边由阳台围着，很是宽敞。在阳台上可以俯瞰长江美景，一艘船篷刷着米字旗图案的英国军舰停泊在长江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