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被兵掠走了
书被兵掠走时，最难过的是爷爷汤庆元。
汤克孝的爷爷教了一辈子书，置下的家业就是几箱子书。他不能不伤心。爷爷的爷爷汤怀箴，也是教了一辈子的书，最终也是攒下了几箱子书。儿子精通英文，当了教师也是积攒书，积攒的书里不少还是原版英文书籍。
书籍的味道一旦被真正尝过，那就再也难以拒绝了。爱书，攒书，读书，教书。书籍，是汤家的传家宝又是汤家的命根子，代代相传如流过这山区的泗河。
当一个民族都在饱受战争之苦的时候，一个平民百姓家中的几箱书是无法安生的。兵燹之灾，几次“光顾”这些书籍。损失最为惨重的，当是四十年代那支国民党的部队开进泗水县城的时候。
当时还小的汤克孝，永远也忘不了部队到来之前的那个晚上的情形。爷爷领着父亲、三叔，在床前挖好了坑，坑里铺上一张大油布，再放进一个大大的黑漆木箱，而后便是从几个书箱里挑选最为珍贵的书籍。是爷爷与父亲挑，三叔负责将挑好的书籍放入大黑漆箱中。有的书挑出来，又放下，再拿起，犹豫再三还是没有选取。当是还有更好的书要挤进这有限的空间里？墙上是大人们巨大的影子，乌云一样地凝重。落在大人们的脸上的，是比墙上的影子还要阴沉的昏黄而又混浊的灯光。偶尔有一句两句的交谈，也仿佛害怕惊动了心爱的书籍似的，简短而又压抑。塞满了，盖好，锁上，裹严实油布，再埋土，踩紧，最后是撒上一层干土。
兵到了，住下了。爷爷便日夜静静地候着。提心吊胆，还要装做若无其事。但是悬在大家心头的担心到底还是发生了。三天之后的下午，是一个国民党兵用步枪捅条攮地探宝时发现的，只一声咋呼，兵们便涌进屋去。这么沉的箱子，还埋在地下，这些兵们，真的以为要发大财了。等抬出来，拧开锁，掀开，兵们全都泄了气，呆了。爷爷找到军官，求他放书。这个军官看后说：“你这个老先生，把这么好的书埋起来，霉了多可惜！我翻翻就还你。”夜里，部队开拔了。兵走了，书也没影了，包括宋版《汉书》在内的一大批珍贵的书籍，从此永诀。
书没了，书的魂却留在了爷爷和他的儿孙们的心里头。日伪时期，敌人曾以杀头相威胁，要爱书的爷爷到伪县政府任职。但是爱书的爷爷宁死不从，他领着儿孙、带着心爱的书，躲到深山里务农，一住就是八年。
汤家的爷爷和他的儿孙们早已品透了书籍的味道。书籍可以让哪怕处于穷乡僻壤的人获得任意驰骋的辽阔的天地，书籍可以让一文不名的人拥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书籍还可以让卑微渺小的人具备高贵与力量。书籍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岳，人类借此方可以冲破局限，有了目追八极、俯瞰过去与未来的深邃而又透彻的眼光。书籍还是天底下最为忠贞而又知心的情人，将人类的情感与精神酿造得新鲜澄澈而又恣肆汪洋。当然，书籍更是打开人类自由之门的钥匙，让愚昧远去，让枷锁脱落，让庸俗败逃，从而引领着人类走向真正的解放。
相依为命
作为汤家长子长孙的汤克孝，更是亲手将汤家与书的缘分结得更加地深长了。分别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初的两件事，则可以说明，这种缘分已经到了书与人相依为命的地步。
七十年代，是个疯狂的年代，也是个无书的年代。爱书如命的汤克孝却在这样的时代里，留下了四十多本世界名著的手抄本。克雷洛夫、高尔斯华绥、列斯科夫、肖洛霍夫等，他都手抄过。其中18万字的《克雷洛夫寓言》，就是他花费了15个夜晚抄就的。这四十多本笔记簿，真是五花八门，有的皮上印着“革命日记”，有的印着红日与红梅，有的印着韶山，有的印着延河。
在“文革”之中的中国大地上，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翻着这四十多本手抄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月。这书，这人，就是种子吧？只要这人、这书、这人与书的缘分不断，人类的文明进步也就不应绝望的了。
比抄书更为让人动容的是汤克孝的买书。
1960年，正在山东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的汤克孝，曾经一次买下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机器岛》、《神秘岛》、《海底两万里》等一批书。买书的这二十几元钱，简直就是汤克孝用命换来的。他太喜爱这些书了，用命换也干。
为了省下紧紧巴巴的菜金，他会在夜里潜进学院饲养场“偷”吃马草。是马草，不是马料，马料还有掺着的粮食。汤克孝说马草中要算地瓜秧梗好吃。饿急了，还会捡食伙房扔掉的咸带鱼头。鱼头煞白，还生着蛆，那也往嘴里填，有时嘴会被带鱼头上的牙扎得呼呼淌血。星期天不上课，就可以不用吃饭了，拿本书，在千佛山上一待就是一天。实在饿得狠了，就在山上寻摸着吃野菜，吃草根。回到学校，那种浑身是土、唇绿舌紫的样子，常要吓得女生抱头捂眼。为了攒够买这些书的钱，他真是就要饿死了，但是汤克孝的心上有一个热热的愿望，正茂盛而又顽强地生长着：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