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鑫
杨鑫
2010年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壹
某年某校某班
没有过渡，一切都是这样的突然。突然间餐桌上摆满了这么多的菜；突然间门上换了新的对联；突然间要去这么多地方向你问好、向他问好；突然间收到了那么多红包。突然，我意识到，春节来了——来得这样突然，没有过渡。
除夕前夜，我急不可耐地换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带上两个妹妹，搀着小弟一起去大街上闲逛。
大街上只剩几家小店还在开门营业。但是，比起下午，这已经可以用沸腾来形容了。当然街上最多的还是孩子。关于春节，他们没有任何大人们所谓的“情结”。什么“团圆”，什么“辞旧迎新”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只在乎手里的鞭炮和口袋里的糖果，包括对于红包的向往都是基于红包内的东西可以从小店里换来糖果以及鞭炮。
然而，总有一些事的发生使人不愉快。
除夕夜，我说要上网。父亲没有同意，让我老老实实坐着看春晚。2007年的春晚是我所看过的最烂一次。一开始时字幕上就把董卿打成了周涛。如果说这是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那么让人看得哈欠连天的节目又该怎么说？小品带来的竟是掌声而不是笑声，歌手一张嘴就祖国长祖国短的搞得自己似乎与听众产生了代沟。
主持人起的作用不仅仅是穿针引线，他们像小丑一样说着一些轻佻的话，貌似在演小品——这让我有些想念倪萍和赵忠祥了。实在觉得没意思，于是我很早便上床了。然而，父亲却错误地把这件事解读为：他没让我上网，我出于逆反心理，以此表示抗议。我无语。
我小时候常听父母说一句话，具体内容记不太清了，但意思大体上是过春节时，孩子们很开心，大人们却像在遭罪。我既不能算小孩，也够不上大人。但我的的确确地体会到了春节时的疲惫。
每天总要一大早起床，到处拜年。看到一个稍微面熟的都要抢在他前面说：“恭喜恭喜。”否则就要被父亲指着说：“这个孩子不懂礼貌。”而且比起大人们，我又显得更惨了些。尤其是下午，大人们总会津津有味地搓着麻将，而我们都被搁在了一边无暇顾及。于是，每个下午几乎都是依靠睡眠度过的，突然想起了一句话，“一年之计在于春”。不禁笑了。
老实说，那些下午使我产生了撞墙的冲动。我希望那样可以消磨消磨时间并顺便让大人们知道他们搓牌的屋子里有个人还活着。多亏了小嫣的短信，它让那些下午变得稍稍短了一些。几百公里的距离给了我们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们从文学一直谈到了丐帮大会，一直发到手机欠费。
春节就这样过去了，我们都老了一岁。我平静地收拾着书包，把寒假作业一本本地放了进去，缓慢地放了进去——以这样的方法追悼我的十六岁，纸一样的十六岁，橡皮一擦就破了。我不禁想起了学校里的日子，有些期待开学了。同时有些怀念那个班级，那个神奇的二班，怀念琛、楠，怀念那些极富个性的老师。我知道，寒假里的一切终归不属于我。属于我的那片土地应该是到处植满了花草树木以及我们年轻的心的沃土——尽管有时觉得它是一只空箱子——其实我又何偿不是一只实心的玻璃球呢？
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套用黑塞的观点，我属于牧民。因而对于上学这件事，我是很苦恼的，这种苦恼很难形容。你可以想象一下让一个屠夫裹小脚时屠夫的心理，但这不代表我讨厌学校。相反，与其在这个脏兮兮的城市里做一台吸尘器倒不如在学校里“裹小脚”。况且，我还是很喜欢校园的。我也说不清我喜欢它哪里——它的花花草草？它的庭院操场？还是别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喜欢哪样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