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朱玲
70后回忆青春 《两天》引起青年读者共鸣———
本报讯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怀着梦想进入都市，越来越多的人迷失。今年初，“70后”作者罗尘的长篇小说《两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以献给所有“爱城市、恨城市；爱故乡、恨故乡”的人们。
这部“集体记忆回忆录”，写出了“都市流浪者”的青春生态，也写出了“身在乡村时向往城市，跻身城市后却发现无路可退”的“疼痛”。社会给了罗尘反响，罗尘也给予社会一声诘问：“谁来安抚这些没有安全感的青春？”
■进入都市
被“命运选择”开始写字
1998年，罗尘因故中断了他本就不太在乎的影视中专的学业。这位辍学后的19岁少年，决定走出出生地——湖南山区的某军工厂，去省城长沙寻找机会。
那一年，湖南卫视举行了一次少见的“完全忽视学历的对外公开招聘”，罗尘入选了。他的朋友告诉记者，这个结果，源于罗尘的灵气。在湖南卫视的日子，罗尘隐隐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的。”除去影视圈的“喧闹和浮华”，另一个原因——“长沙太小”。
2000年，罗尘去了一趟北京。“本来是来旅游的，结果被北京给镇住了，也就留下了。”那时候的他，依然是懵懂的。现在回忆当初的感觉，罗尘用了“复杂、混乱”的字眼。“那时候，长沙对我栽培有加的老师都说，我去北京去得对，因为那里是大都市。”
来北京半年后，漂泊在都市的他，走过了一段没有结果但刻骨铭心的爱情，罗尘突然觉得自己“被写作选择了”，“得写点什么”。“人总觉得自己是在选择，其实许多时候是被选择的。我对那段爱情的反思，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个体的意义。上天选择你做个厨子，你做起菜来会觉得起劲。”罗尘就成了这么一个被命运选择的“烹调小说”的厨子。
■文学被边缘化是有理由的
《两天》不是罗尘的第一部小说。2001年开始小说创作的他，2002年至2003年写作完成处女作长篇小说《北京桂花陈》，于2006年2月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此后，罗尘出版了长篇小说《我的长生天》，开始对七十年代生人的青春期进行文学梳理。2009年，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两天》，描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生长在中国南方的少年群像。这群走过童年、少年的青年人，带着各自心灵的烙痕，来到了都市。
“越来越多的朋友进入大城市。但我真的很难看出，他们对生活有多大信心。没有归属感，缺乏安全感。他们乏力，成天在不满和焦虑之中，世界逐渐倾斜甚至崩塌。”这就是罗尘《两天》中描状的人生：“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人人平等。”但罗尘说：“生与死之间，是千差万别的。我不忍心看他们一直这么活着。有人拉他们一把，哪怕捅他们一刀，这些家伙才会开始想一些东西。我挺乐意做这样一个人。”罗尘的小说甚至存在，都给了别人刺激。现在，他把北京城里的房子出租了，一年大多数时间在良乡租了一个院子，种菜，因为“看一朵花的绽放叫人安心”。
■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
直至现在，影视还是罗尘谋生的手段，“一年拍个三五月的，就够一年饭钱了”。他已有十年影视经验。“影视方面，来钱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谋生——只要你善于制造‘影视垃圾’。”三年前，罗尘一度认为自己是“影视制造高手”，直到看到“央视一帮人做纪录片”。
“他们一帮人，用那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可能市场上不可能胜算的没有收视率的片子。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让我觉得影视是有意义的，让我找到做影视的信心。”而此前罗尘的“影视生涯”，“一个月可以做好多个栏目”，但“毫无思考”。
言及此，罗尘称，“现在难怪文学被边缘化。许多东西都是一些人坐在家里，不顾别人怎么活，瞎掰出来的。好多小说很假，所谓的文字，仅供人们识字，没有温度，没有力量。做精神产品，是一定要让人思考的。”他说，《两天》意外的反响，印证了他对写字的看法。“我只不过是写了真实的东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