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狄德罗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虽心仪中国，但他们并未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得归功于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从利玛窦开始，就不断翻译介绍“四书”、“五经”。1593年，利玛窦以拉丁文译述“四书”，并寄回罗马；1626年，金尼阁将《五经》译为拉丁文；1662年，《大学》的西文译文单行本在江西印制发行，译者是郭纳爵；1672年，殷铎泽所译《中庸》在巴黎印刷发行，等等。传教士们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在中国传教情形的报告和书简，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巴黎，1696—1698，二卷）；白晋的《中国现状志》（巴黎，1697，一卷）；竺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巴黎，1735，四卷），《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1776—1814，十六卷）等等。这些报告和书简，全面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为西方人开阔了视野，中国热风行欧洲。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提到德国人莱布尼茨，他不但是自然科学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思想家。他是伏尔泰、狄德罗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前辈。他早就说过：“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之后，便在我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学以及治国学说方面，那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人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力量尽量少产生麻烦，在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准则考虑得何等周到，较之其他民族的法规要优越许多。”
我们知道，18世纪及18世纪以前的中国，其经济、文化水平还在欧洲之上，尽管欧洲到18世纪其新兴的物本文明已逐步显露其强势的一面，但还不能与中国为敌，欧洲人为了使这个新兴的物本文明站稳脚跟，进一步发展壮大，不得不将眼光转向中国：不但从中国充分吸收物质文明成果，还大肆吸纳精神文明成果，借中国无神论的现世宗教——儒教去反抗基督教神权世界。当中国地本文明的精气神越来越走向衰竭之时，西方却铆足了劲，一步一步走向了新的更高级的文明——物本文明。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终为物本制度的确立扫清了障碍，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也即教会、贵族垄断土地的地本制度，新兴资产阶级走向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共和等口号冲破神权设置的思想牢笼，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