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天，一封预警的信从我希腊的母亲那里传来。她写到她在当导游，她喜欢那个工作，但是当她回到她那个空荡荡的小家，她就觉得很沮丧，睡不着。
在我父亲过世之后十年，她非常享受她的自由。她曾经来普那找我们两次，觉得很喜欢。在可夫，她几乎被认为是一个圣人。希腊人喜爱她，她对每一个人都会说出具有爱心和支持的话语。她充满幽默感和机智，她在理智上的兴趣是贪得无厌的。在学习了整个希腊的历史之后，她开始学俄语。她在希腊同时以五种不同的语言带考古旅行团，以她的机智来娱乐游客。没有人能够想象我母亲居然会沮丧。
诺拉和我去希腊陪她，帮助她。我们两个人都给了她个案，引导她静心和放松。她可以进入到很深，我们都觉得有很美的事发生在她身上。每一次在做完头荐骨的个案，在进入很深的放松之后，她就说：“我不想要回来！”她很想要放开来，然后死掉。她一直都无法入眠。
我们支持她安排每一件事，这样她才能够恢复希腊的生活，然后来普那跟我们住。她继续提到想要死，我们说：“跟我们一起去普那，在那里你可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死，你的自我会死在静心里。”她结束了在希腊的工作，把房子锁起来，去我哥哥在德国的家里住，她想要在那里做牙齿，然后准备来印度。
诺拉和我在欧洲各地旅行带课。在电话里面我母亲有时候听起来非常奇怪，好像有恐慌和恐惧。她一直说：“我的头不大对劲。”我哥哥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诊断的结果认为是老年沮丧的问题，所以开了一些药给她吃。有一天她告诉我们，她担心她会成为我们财务上的负担，我跟她说她永远不会成为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