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以及再度联结我们的根
你的路从另一端开始 成为天空
带着斧头来到牢狱之墙 逃脱
像一个生来就色彩鲜明的人走出来
现在就做
鲁米（Rumi）
脱离我们的根，这一步或许是我们心灵成长过程中最具有影响力，也最能够赋予我们力量的一步，但它大概也是成长当中最令人感到害怕与挑战的一步。脱离之所以会让人感到惊慌，是因为我们一直带着极大的恐惧，害怕自己被处罚、被逐出家门、被朋友排斥，还有害怕自己找不到新的认同方式来取代我们极欲丢掉的旧有认同。然而同时我们的内在深处又知道，经历这个脱离并找到真正的自己（脱离以及个体化）的过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感觉有两个不同的自己正走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其中一方催促自己去破除一切以找到自己，另外一方则催促自己留住所有这些熟悉的、已知的舒适与安全感。但有趣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曾有意识地脱离自己的根，我们就会持续不断重演这个脱离的过程，而且是和我们现在生活中的重要伴侣重演这样一个过程，而这往往会对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
重新检验我们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工作里，我们常常会用到一种方式来协助人们进行这个脱离的过程，那就是开始觉知到我们内在所携带的制约，比如自己应该如何生活等。我们会建议人们连续几天随身带着一本记事簿，随时记录下自己各方面如饮食、性、工作、金钱、教养孩子、家庭、衣着、清洁、愤怒与任性、情感、成功和失败等的制约。一旦人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信念时，我们会要求他们去检视一下，这些信念是否和自己孩童时期所接受的规范有关，不论那些规范是以语言还是非语言的方式所接收到的；然后我们也会要求他们检验一下，这些规范和信念是否仍然适用于现在他们想要的生活，还是已经变成一种无意识的机械化教条。
这个检视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有机会去感觉，如果他们排除了这个不再适合他们的信念与规范，那么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有时候人们或许准备好要丢掉这些信念，但有时候任何一种改变都会带来巨大的惊吓与威胁。
在我（克里希）大学毕业之前，大概是毕业前几个星期吧，我到宿舍楼下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我们求学时都住在同一个宿舍里，一旦毕业后大家就马上分道扬镳。就我所知，当时大多数的同学都计划继续求学深造，但当我走进这个朋友的房间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要进研究所或继续求学的样子，地板上还散放着各种登山用具。我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他却告诉我他其实并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只知道自己需要暂时脱离这个学院世界，所以他计划到尼泊尔去登山，然后再到泰国的海滩度假休息，什么都不做。
一开始，我认为这种决定真是再疯狂不过了，这种决定或许对他来说是个好主意，但是我绝对不可能这么做。但是，那真的不适合我吗？他说的话影响了我，我不断地想着这件事。在和他碰面之前，我很确定自己毕业后会继续进入医学院念书，我已经被医学院录取了，而且这也是我的家人和制约为我所设定的人生步骤。但是我的朋友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所以当我上台领取证书，院长问我未来有什么计划时，从我嘴里脱口而出的句子居然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当时我的家人受到极大的惊吓，我那个在读医科三年级的哥哥更是直接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我要进入医学院念书。在充满罪恶感和不安的状况下，我当时只能告诉他，那样的响应似乎是我当时最诚实的回答。
虽然我感到极度的困惑与搅扰，不过我还是进了医学院，因为我仍然没有足够的勇气脱离我的制约为我所设定好的人生列车。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我就离开医学院，开始了一段我觉得全然失落、抑郁又缺乏方向的时期。我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和平组织，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黑人小区里工作。然后又搬到加州，有三年的时间我变成一个嬉皮士，住在一个小区里。我试着去质疑我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信念，也尝试过那些会引起幻觉的药物。我遇到过各种不同的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结果是我开始练习瑜伽，开始做一对一的治疗个案和成长工作坊，也开始感受到我从孩童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羞愧与伤痛感。也是这个时期，我过去一直携带的一个幻象破灭了，这个幻象就是“我从小接受到的是一种完美的教育”。我开始看到自己以往一直被灌输的其实是一种充满强迫性、批判以及疯狂强调成就与目标的态度。我也看到在我努力适应并且符合这些价值观的过程里，我其实充满了羞愧与痛苦。我们的制约往往是这么的深沉而又充满了无意识，在我的内在追寻过程中，我需要面对一层又一层越来越深的制约，也不断地去检视到底哪些对我而言是真实的，而哪些又只是一种习惯。这个检视过程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持续着，因为还有许多更深、更细微的层面等着我去检视。
支持内在蜕变的适当环境
存在似乎常常会丢给我们一些机会，支持我们脱离自己的根。当时机成熟时，我们可以好好运用这些机会。很难说是什么让我们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但是那似乎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契合。在内在，我们或许会对旧的事物开始感到厌烦，想要寻找某些新的东西；然后，当存在的支持出现时，它可能是瞬间的灵光乍现，或是以某种全新而不同的面貌出现。
我（阿曼娜）在16岁的时候碰到一个朋友，她变成我打开眼界、接触不同世界的触媒。当我第一次拜访她家时，我非常惊讶于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差异，除了几幅佛教和尚和西藏的照片以外，她家的公寓里几乎空无一物。她的母亲是个佛教的尼姑，所以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印度和法国。相反的，我从小成长的家布置得非常舒适，到处铺满了地毯，所以不像她家那样具有空间感。这个经验让我的内在深处受到搅动，我发现如果我继续留在丹麦和家人住在一起，我就没有办法找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必须离开，必须到别的地方去体验不同的生活，获得一些不同的见解。而且那时候的我一点也不喜欢我即将成为的那种人，如果我继续待在那里，那我就只能根据已经写好的剧本过日子，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
在那之前，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并且一直是学校里的前几名。我甚至在5岁的时候就可以流利地阅读书籍，而且我总是会选择念书而放弃玩耍，稍后我也是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12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质疑成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不喜欢我在自己身边所看到的状况。我知道如果一切就这样继续下去的话，生活里不会有任何属于生命的快感。而我的家人对任何一种形式的灵性追寻都不感兴趣，他们对超出日常生活的事物一无所知，对于灵魂的追寻、生命深沉的探索、人类意识的发展也没有任何感觉。他们只有在进行洗礼、坚信礼、婚礼和丧礼的时候才会去教会，而且就算去了教会，他们也是为了典礼上的食物以及和亲友聚会，至于教会本身以及牧师所说的话从来就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我始终有种少了些什么的感觉，而我一点也不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告诉母亲我决定从高中辍学，然后和朋友到西班牙去。当然，她气疯了。她尝试用各种方法来改变我的决定，但我还是坚持不变，于是在几个星期后我离开了丹麦。西班牙是一个和丹麦全然不同的国家，丹麦是理性、控制、适当、讲求均衡且温和的，相比之下，西班牙则是热情、热烈、充满张力与情绪化的。在丹麦，我已经和我的身体与情绪变得非常疏离，而我知道自己需要再度打开身上的这些向度。我和我的朋友飞到了牙买加，我们几乎马上就进入一种全新而又充满了刺激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地找到了工作和住所。到了晚上，我们常常在舞厅里跳舞到黎明，并且开始和异性约会。
自从长大以后，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活生生的。同时，在那段时期当中也发生了一件最惊人的事，那就是我的视力完全恢复了。在我7岁的时候，也是在我父母亲分手之前，我开始出现严重的近视，平常总是得戴着厚重的眼镜。而在那里，我突然间发现自己再也不需要任何眼镜或隐形眼镜。所以，我真正需要的其实就是离开我的家人，离开我从小扮演到大的那个负责任又严肃的角色。生活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国家令我如释重负，我可以让自己全然地重新开始。新生活不仅开拓了我的视野，甚至让我再也不需要眼镜。
中断接触的重要性
当我们开始进行脱离的过程时，我们通常是从搬离原生家庭开始。但是，也有可能早在我们离家之前，我们就已经相当叛逆而开始这个脱离的过程；又或者，这个脱离的过程开始于当我们感受到外在世界的召唤，而那和我们原本熟悉的保守环境是如此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叛逆、反抗或离家的行为都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尼采的“三阶段论”之所以如此精彩，就是因为他在其中提到，叛逆以及身体上的脱离都不是真正的脱离。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脱离的过程能够成为一种经过整合且深沉的内在经验，我们就需要去找到“我是谁”，并且对自己所有过往的一切和平以待。
所以，只是身体上的脱离并不会带来真正的脱离（虽然那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开始），而不断地对抗自己的过去也无法带来真正的脱离（虽然这也是脱离初期必要的一个阶段）。
有时候，在脱离我们的制约的过程中，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离开我们的父母和家人，暂时切断彼此之间的接触。不过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困难度，往往会令人感到害怕与恐惧。在我们的工作里，我们常常发现许多人即使在长大成人之后仍和父母住在一起，或是在情绪上仍然与父母保持密切的联系，却没有发现自己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在一个工作坊中，有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在团体进行分享时告诉大家，他和女朋友一直持续不断地争执，因为她总是抱怨她可以感觉到他母亲的能量一直围绕在他身旁。他的母亲会替他买衣服，替他装饰他的公寓，还有他们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但即使如此，他看不出来这当中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女朋友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当我们第一次向他指出，他和母亲之间有着多么深的羁绊，而这个部分又是如何影响到他的亲密关系时，他的反应是生气与防御。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看到自己的生命其实严重地受到母亲的影响、侵犯与控制。所以几个月之后，他告诉他的母亲，除非他邀请她，否则他不希望她随意来拜访他或进出他的公寓，而且除非他询问她的意见，他也不希望再听到她对他的生活和住处的各种意见。对他而言，要跨出这一步需要鼓起相当大的勇气，但是通过这个决定，他开始感觉自己变得更有力量，也更有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