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合众国银行开业之初即与各州银行达成了一笔不道德的交易，昭显了其成立的意图旨在支持而非限制州银行的扩张行为。国会在1816年4月颁发第二合众国银行经营特许状时，通过了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一项提案。韦伯斯特是当时支持硬通货的联邦党人代表，他在提案中要求，1817年2月20日后，政府仅接受铸币、政府债券、央行银行券或州立银行发行的即期可兑付银行券作为税收的支付手段。简言之，上述日期之后政府不再接受州立银行发行的不可兑付银行券。然而，第二合众国银行不但没有利用这一机会迫使州立银行尽快实现铸币兑付，而是与波士顿之外主要城市的银行进行了会谈，同意其在实行铸币兑付前，在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及弗吉尼亚发行600万美元的纸币。作为回报，州立银行同意继续铸币的兑付。除此之外，中央银行还与州立银行达成紧急时刻互相协助的共识，这意味着第二合众国银行要给予州立银行更多扶持。
国会中有议员提出了反对建立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尖锐意见。特拉华州联邦党人参议员威廉·H.韦尔斯（William H. Wells）惊讶地发现：〖＝1〗当局制定的这个法案表面上是通过限制和削减纸币的过度发行来纠正目前货币体系的病态，但实际上中央银行只是一部印钞机……它仍会造成同样的问题，人们饱受州银行信用泛滥之害，而现在，当局却想用国家性银行指中央银行。——译者注的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根本达不到效果。见Annals of Congress, 14 Cong., 1 sess., April 1, 1816, p. 267。〖＝2〗200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院议员小阿蒂马斯·沃德（Artemas Ward Jr.）指出，解决通货膨胀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即“不兑付铸币的银行，其纸币不能用来缴纳政府税金”。沃德认为，导致弊病的根源是财政部与银行间的勾结，它“对国家是可耻的，对公民是不公的”。这场反银行战斗的领导者，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联邦党人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指出，“恢复铸币支付是应对纸币贬值的唯一方法”，政府应强制银行执行这一政策。
对新央行最猛烈的抨击来自弗吉尼亚州罗诺克的强硬派共和党人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他指出只有铸币才能稳健地执行货币功能，并有预见性地警告说：〖＝1〗“央行将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在政治和金融上的地位堪比物理学中著名的阿基米德命题中的支点，执政者凭借这个支点可以任意操纵整个国家，甚至造成国家的毁灭。”〖＝2〗伦道夫指责央行会变成一个破损的“拐杖”，它会“使问题更严重而不是解决问题”。他还警告说，由于恐惧和贪婪，“人们不会去对付那些没有清偿能力的银行”。〖＝1〗“无论是股东、董事长、出纳、书记员，还是守门人、推销员、雕刻匠、造纸工、机械工，几乎无一例外……”
“银行的行径太过恶劣……然而，谁敢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进行反抗？……没有人敢挑战这个庞然大物。201银行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如此之紧密，以至于无人能摆脱银行的影响。事实是，银行是债务人，更是大家的债权人。”〖＝2〗伦道夫继续揭露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欺骗本质：〖＝1〗“银行发行纸币的同时，并没有准备铸币来兑付这些纸币，这就像侵入别人的房子盗窃一般。假如无法兑付，那么银行就应该破产。”参见Annals of Congress, 14 Cong., 1 sess., pp. 1066, 1091, 1110ff。〖＝2〗麦迪逊政府及其财政部长亚历山大·J.达拉斯（Alexander J. Dallas）促使国会通过了第二合众国银行议案。说到达拉斯，他能当上美国财政部长也正是因为背后的利益集团需要他来推动第二合众国银行的成立。达拉斯原先是一个富裕的费城律师，同时也是费城银行家史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的密友、顾问及金融合伙人。吉拉德是美国公认的数一数二的富商，是第一合众国银行最大的个体股东，1812年战争期间，他大量投资于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为了兜售手中持有的政府部门公共债务，他开始致力于推动设立新的中央银行并继续做大股东。在吉拉德及其密友——同为战争债务主要投资者的纽约富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二者的共同促成下，达拉斯于1814年获得了财政部长的任命。关于吉拉德与达拉斯的关系，参见Bray Hammond, 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231—246, 252; and Philip H. Burch, Jr., Elit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I, The Federalist Years to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lmes & Meier, 1981), pp. 88, 97, 116—17, 119—21。
正是由于第二合众国银行与州立银行的交易，1817年后州立银行恢复铸币兑付变得有名无实，通货膨胀加剧，1819—1821年萧条时期铸币兑付再次大规模暂停。202从1817年开始，银行券兑换铸币的兑付率不断发生变化，这正是兑付机制失效的重要标志。
第二合众国银行也不敢坚持要求州立银行以铸币兑付，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1817—1818年，州立银行在第二合众国银行的负债已高达240万美元。正如一位研究合众国银行的历史学家所说：“许多大人物都是州立银行的股东，合众国银行要求州立银行用铸币来兑付是不明智的行为，更不用说借贷人总是渴望银行持续放贷的想法了。”
从第二合众国银行成立之初起，货币和信贷的大规模扩张就开始了。由于没有坚持资本金以铸币形式筹集，第二合众国银行未能筹集到法定的700万美元的铸币资本金。1817—1818年，第二合众国银行持有的铸币从未超过250万美元，而在顶峰时期，它发行的银行券达2 18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不足一年半的运营中，第二合众国银行向经济中净注入了1 920万美元的货币。
第二合众国银行还出现了许多公开欺诈行为，尤其是费城和巴尔的摩分行（它们发放的贷款占整个中央银行贷款的60%）。第二合众国银行大规模诈骗的罪魁祸首是巴尔的摩分行的主席詹姆斯·A.布坎南（James A. Buchanan）、其合伙人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两人共同成立巴尔的摩标志性公司Smith & Buchanan）以及当时穷困潦倒的巴尔的摩分行的出纳詹姆斯·W.麦卡洛克（James W. McCulloch）。史密斯是前联邦党人，马里兰州参议员，并且还是准联邦民主共和党成员。Ibid., pp. 28—50, 503.第二合众国银行原本意在使全国的货币信贷节奏同步调进行，但却以失败告终，因为西部和南部的分行大量发行的银行券和信贷203流回了保守的纽约与波士顿分行，并以平价兑付成铸币。也就是说，西部分行无休止地扩大信贷是以保守的其他分行流失的铸币为代价的。
第二合众国银行的扩张促使了州立银行膨胀式的发展。州立银行的数量从1816年的232家猛增到1818年的338家，仅肯塔基州在1817年到1818年的立法会议期间就批准成立了40家新银行。据估计，全国的货币供应量由1816年的6 730万美元增加到1818年的9 470万美元，两年时间增加了40.7%，其中新增部分主要来自第二合众国银行。数字由图表数据按比例换算而得，出处为J. Van Fenstermaker, “The Statistics of American Commercial Banking, 1782—1818,”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eptember 1965): 401, 405—06。这种大规模的信用扩张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通货膨胀。
自1818年7月开始，联邦政府及第二合众国银行开始意识到所处的险境。极度膨胀的信用环境，伴随着大量的欺诈现象，使央行难以维持正常的铸币支付。次年，第二合众国银行开始采取一系列大规模的紧缩政策，强制缩减贷款，尤其是紧缩西部和南部的信用政策，不再按照平价来兑付那些身陷囹圄的分行发行的银行券，最后，强制银行以铸币偿还债务。这一系列的举措以及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总统的下台挽救了第二合众国银行，但信用紧缩导致了美国历史上首次经济大萧条。 “繁荣—衰退”循环首次出现在美国经济中。大量银行倒闭，私有银行204紧缩信用，减少负债，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暂停了铸币兑付。
紧缩政策的影响令人难以置信。短短一年时间，第二合众国银行的银行券及支票账户余额便由1818年6月的2 180万美元减少为次年的1 150万美元，减少了至少47.2%。银行数量起初保持稳定，但随后在1819—1822年期间大幅减少，由1819年年中的341家急剧下降为三年后的267家。州立银行的货币供应量也由1818年年中的约7 200万美元减少为一年后的 6 270 万美元，降幅为14%。如果考虑到同期联邦财政部的政府债券由881万美元减少为0，则1818—1819年的一年之中，货币供应总量由 10 350 万美元减少为7 420万美元，降幅达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