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正是因为此种原因，中国海油转变了其人事策略，着力引进具有专业化知识和国际背景的高级管理人才，以期在同国际商业伙伴的合作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作为海外上市的另一个影响，公司开始对人事进行调整。公司内出现了“外来的和尚”，即具有中国国籍而并非在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专业人才。用国际化人才同国际企业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1999年那次失败的尝试后不久，当时的中海油董事长卫留成招募了邱子磊任中海油的首席财务官兼高级副总裁。邱子磊虽然是中国人，但却一直在美国工作，具有能源业和投资银行的工作背景。此外，邱子磊还拥有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BA和得克萨斯大学决策科学博士两个学位。他还是我的学生，也正是通过他，我来到了中国海油国际咨询委员会任职。中海油招募邱子磊的目的就在于引领公司进入市场轨道，同时也使国际投资者和商业伙伴更好地了解中海油。而在其任职期间，邱子磊也不断地为中海油引进更多的外部人才，无论是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还是董事会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清楚地辨明中国海油这样的央企同政府主管部门（比如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异同者一直是双方需要的“人才”。但是由于国际化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比如央企需要海外上市，央行面临着货币自由兑换的要求），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都不得不改变人事策略，开始引进几年前还为他们所不重视的高级管理人才。中国海油引进了一个之前一直在美国公司工作、在美国大学毕业的MBA。中国人民银行则开始引进在美国或欧洲接受过教育的金融专家进行金融管理。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就曾留学美国，他在伊利诺伊大学获经济学博士，而后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易纲同时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负责处理中国的外汇储备。类似的还有不久前才卸任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副总经理方星海，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博士，现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早已不足为奇。而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就是关键所在。至少据我所知，这些人并不是所谓的麻烦制造者或体系颠覆者。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体系内的一员，自1999年朱镕基任总理开始，中国政府就反复公开强调他们对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性。起码在商业领域而言，考虑这些海外人才因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而获得的丰厚报酬，我们恐怕很难用简单的爱国主义解释他们的回归。但据我观察，这些海外归国人员早已将自身的命运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人致力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决心和推进中国体制改革、促进中国全面发展的信心是不容置疑的。
十分有趣的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外来者”，具有海外背景的人员在归国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异于体制内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于中国海油这样的企业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政府部门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国际事务而引进具有国际背景人才的行为，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际性人才的引进，企业和政府部门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