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发行人对外部的依赖是严格的上市规则导致的结果。首次公开募股对任何一家公司都意味着极高的风险，不仅包括财务风险，还包括交易的复杂性。何时募股？在何地发行？首次公开募股的目标价位是多少？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上市发行人都不能回避的。市场潜在卖家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如果发行价过低会使公司的利益受损，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发行价过高则会导致破发，无法募集到目标资金，公司声誉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对于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来说，若想解决以上问题，就不能忽视投资银行的作用。投资银行具有丰富的经验，既可以为公司提供基本的咨询业务，又可以通过担保降低发行风险，因此投资银行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投资银行，特别是顶尖的、名声显赫的全球性公司，无疑是对首次公开募股没有经验的中国公司的得力助手。投资银行既可以通过对发行价和上市时间提出建议同委托方合作，也可以同法律顾问一起使委托方轻松完成所需程序。
当然，从央企管理者的角度而言，投资银行也不是完全值得信任的，尽管这有吹毛求疵之嫌。虽然投资银行，特别是那些顶尖的、极富声望的全球性公司，专业技术服务无与伦比，也一再保证整个上市过程会万无一失。但是对央企的管理者来说，上市毕竟是拿国有资产做赌注，一旦出错，后果不堪设想。像中海油、中国银行、中国移动这样的公司和机构上市，无论在海内外都是爆炸性新闻，必将吸引全世界的眼球，没有人希望被人看笑话。因此，和高盛、摩根大通这样的公司合作，由它们打理上市事宜，对央企来说是一个最佳选择，可以大大提高上市成功的概率。但同时，央企的高管也深知这些公司并不是活雷锋，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咨询等服务抽取佣金。佣金之高令习惯了同国内企业打交道的央企高管咂舌。企业虽然可以通过承销、提供担保等方式将上市风险转嫁到投资银行身上，但股票一旦认购超额（在海外上市的央企经常会遇到此种现象），投资银行将会在股票溢价中获取巨大的利益。而且在上市的过程中，投资银行将发挥主导作用，独自控制一切，包括信息、专业知识和渠道等，希望在上市的第一课中有所收获的央企高管往往会失望而归。
尤其对中国海油而言，其同投资银行接触的最初经历远非令人愉快。1999年秋，中海油曾同所罗门美邦合作试图在香港上市，然而最终结果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十分尴尬。在上市前的最后一刻，因为订单不足，中海油不得不黯然退出。究竟是何人之过我们在这里不想追究。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对中海油并不认可，而所罗门美邦和中海油竟对此毫无觉察。1999年香港恒生指数陡然下挫，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所罗门美邦建议中海油上市实在难称明智之举。更为严重的是，这次上市的失败对中国海油的高管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挫折。尽管失败的原因值得商榷（很多人都将原因归咎为所罗门美邦的促销不力），但至少中国海油的高管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就国际性的商业运作而言，他们还经验尚浅，必须寻找更为专业、经验更为丰富的合作伙伴。此次事件中所暴露出的中国企业同国际合作伙伴在话语权上的不对等无疑给中国海油上了惨痛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