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可以被视为引进的外部人才潜移默化的结果。以中海油为例，在其由传统的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引进了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虽然此举最初只是为了实现在海外的公开上市，但产生的结果却不仅如此。由于美林证券、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中国国际银行的担保，中海油第二次上市的尝试异常顺利。中海油上市之后，全球商业公司都为之一震。
中海油并非徒具香港注册的外表，其财务状况、现金储备、营业资产和商业操作的地点都按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进行了信息披露。暂且不论中国海油集团的雄心何在，它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实现抱负的主要目标。有些人希望自己的公司被中国海油并购；有些人则向中国海油兜售自己公司的特定资产，比如油井或气田等；还有人提议同中国海油就中国国内的业务开展合作；更有甚者试图说服中国海油投资进入全新的领域。种种提议令中国海油应接不暇。在这些人眼中，中国海油具有发展的决心和充裕的资金，绝对是个理想的交易对象。
我就曾见证了这样的事，一些甚至还是我的亲身经历。尽管从未曾参与中国海油的具体管理与运营，但是我作为国际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在公司发行的杂志和管理资料上出现过。因此，我在中国海油国际咨询委员会任职的9年时间内，曾不止一家公司同我接触，试图通过我向中国海油的高管表达合作意向。但我只是一个顾问的角色，不参与公司的具体运营。即便如此，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上市的中国国有能源巨头所面临的商业合作提议多如牛毛。为了敲开中国海油的大门，这些公司无所不用其极。
当众多的合作提议摆在中国海油面前的时候，投资银行家又一次回到了舞台的中央，而这一次其所要发挥的是咨询作用。投资银行家被认为具有丰富的资产评估经验和谈判技巧。他们将就具体的合作形式（比如现金、参股抑或两者兼有）、投资的力度提出十分重要的建议。很多情况下，投资银行家将进行具体的理财操作。在这一过程中，投资银行家对交易进行管理、确保一切按规章制度进行，对相关方（包括外国政府和立法机构）进行沟通和游说，而公司的投资方则可以随时掌握最新动向。
正是因为经常和多领域的参与，投资银行家成为掌握全球信息的关键角色。他们经常会在第一时间得知在何时何地有何种资产正待价而沽，哪家公司因深陷财务危机亟待收购，哪家公司正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能源项目。一旦潜在的合作伙伴找上门来，投资银行家就将利用手中的信息开展新的业务，寻求新的机会。然而对中国海油等央企高管来说，只能从投资银行家这样的中介获取信息无疑是不够的。他们深知其获得信息所依赖的中介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不完全同委托方的利益相一致。这样，对国际化专业人才的需求又一次摆在了央企面前，其需要的是能对所面临的合作提议进行分类、辨明投资银行提议的利益所在并可以提出战略以及进行推进的高级管理人才。海外上市的央企将进行的生意风险很高、压力很大，利益错综复杂，步步要求作出决策，公司内外的看法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最后，在此方面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海外上市的央企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这种情况可能让深陷其中的每一方都发生极大的变化，无论是传统的央企高管，还是新进的国际化人才，抑或是各种各样的媒体和在外部环境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咨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