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可能对华尔街采取的任何强硬措施都被一道由人构成的旋转门阻滞，这些人穿梭于华尔街、财政部高官和参众两院的银行业委员会之间，使政府的这些措施只能绕着旋转门打转。在预计就业的低谷期，人们通常能发现同情心的深层根源。
如果银行没有得到援助，它们中的很多早就和雷曼兄弟一样消失无踪了。然而不到一年之后它们又回到原点，并充满自信，认为一旦它们的博弈出现问题，纳税人的钱将会成为它们的救命稻草。它们还像以前一样，用它们在博弈中赚取的钱来贿赂立法者，以便所谓的游戏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怎么能因为公众认为这一游戏是被操纵的而责备他们呢？
受益于游说集团和国会对富人的支持行为的并非只有华尔街。据美国“回应政治中心”统计，用于游说集团的开支从1998年的亿美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亿美元，而几乎所有的游说集团都为大公司及其高管们的利益而游说。尽管这些数字已经很大，但是它们还是少于实际的数额，因为游说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人们必须通过注册才能成为说客，而且这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随意。这些数字也没有反映出立法者与竞选资金提供者，包括公司高管和其他富人们无数次约见的花销。
说来可悲，由于竞选费用日渐增长，富人们的政治献金的重要性也在稳步提高（互联网确实为小额捐赠者创造了更多参与的机会，但是这些巨额捐赠者们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2010年，在“美国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裁决，它援引了第一修正案里的相关权利，将公司视为“人”，并由此颠覆了美国对公司资助竞选的资金限制。而在此之前，对竞选募款进行改革的尝试已经遗留下了重重漏洞。大多数政客的财务委员会都成了富人专享的活动领域，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有富裕的朋友圈子和商业联系，而这些都能随时被有效地利用。
据说，在19世纪末“镀金时代”和20世纪初的华盛顿，强盗式资本家的走狗们直接把一袋袋现金放在那些友好的立法者的桌子上。而在当代的华盛顿，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政治腐败很少以直接的贿赂或竞选献金与选票联系起来的形式出现。比如说，一个富有的华尔街高管或公司高管会收到一份邀请函，请他和某个很重要的国会委员会的主席一起喝咖啡。这份邀请函可能是不期而至，也可能是他首先向这位权势人物发出了信号才得到的。而对于这位高管来说，这两种情况的真正价值仅仅在于向其他人证明，他有能力吸引华盛顿一位权势人物的注意。在喝完咖啡聊完天后，他们会合影留念，照片上还会有那位权势人物的亲笔签名。高管过后会将照片小心翼翼地高悬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他还会收到该政客以个人名义发出的致谢信，并私下将这封致谢信与他人分享。
这对该高管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从此就能和权贵说上话，成了一个有“关系”、有影响的人。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这种“名望”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他的生意非常有益。他能给和他做生意的人这样一种感觉：只要是他提议的事情就一定能做成。至于这种论断是否正确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权力的外在表现就是从今以后，该高管的委托人、客户、供应商、债权人和投资人都将更乐于和他签订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