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也许能够接受高失业率和低工资水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也可能会适应生活水平上的绝对和相对损失。他们甚至可能容忍更大程度的不平等。人们会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经济游戏被操控，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不会获得成功，因为有权有势的人将会阻挡他们的道路。当这个观念和以上种种因素结合起来时，情况将有可能变得很危险。
在存在舞弊的游戏中失利的人们会怒发冲冠。我还记得2009年时，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宣布，由于联邦预算削减，将降低所有教职员工的工资。我的大多数同事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因为我们“同甘共苦”，而联邦预算也确实陷入了危机。但是，当《旧金山纪事报》报道说我们大学的几个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有所上调时，大学里随即天下大乱。突然之间，我们的牺牲似乎变得更大，也让人更加无法忍受。（实际上，该报道言过其实，但是由此造成的伤害已无法避免。）
在全美范围内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甚至在大衰退之前，种种迹象就集中表明，这一经济游戏是偏向大企业和富人们的。想想以前工会的解散、工资的削减和福利的克扣吧，政府对此无动于衷，并没有试图限制或取消这些行动；垃圾债券和私募股权交易像玩纸牌一样摆弄公司，让它们负债累累，并导致大量的员工被解雇；顶级企业和金融公司的高管和经理人的工资水平依然居高不下，对富人征收的边际税率甚至下降了，对华尔街的管制也放松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储蓄银行不负责任的博弈烧掉了纳税人的1 250亿美元。这些银行中有一家属于查尔斯·基廷（Charles Keating），他曾向5位美国参议员“捐献”了共30万美元，因此和联邦监管者们“私交甚笃”。
内线交易丑闻不断，垃圾债券之王伊万·布斯基和迈克尔·米尔肯也卷入其中，这些交易也造成了损失。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ord）曾是4位美国总统的顾问，却因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洗钱丑闻而声名狼藉。紧接着又是一些公司的欺诈丑闻：2002年，一些大公司诸如安然和世界通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牺牲小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利。其他的公司如阿德尔菲亚通信公司、环球电讯、美国泰科、英克隆制药公司等都有篡改账目的行径。每家主要的会计师事务所都不承认自己有罪，它们要么只是承认计算错误，要么是支付大量的罚款了事。几乎每家主要的投资银行都参与了欺骗投资者，它们的手段主要是鼓励投资者们购买股票，而这些股票被银行的分析师们在私底下称为垃圾。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些年间，华尔街用其他人的钱投下了巨大而极具风险的赌注。其中，高盛推出了抵押贷款包，竭力劝说投资者们进行投资。高盛甚至游说信贷评级机构，让它们给这一抵押贷款包很高的评级。与此同时，高盛也在用这些贷款下注，用华尔街的话来说就是“做空”。当抵押信贷市场暴跌时，高盛却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在整个过程中，政府的监管人员却不管不问。
尽管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有人在暗中做手脚，但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投票抉择却没有明显的变化。据我观察，投票的情况是紧随商业周期变化的。在经济上升时期，人们对候选人不吝奖赏；在经济下滑时期，人们对他们不吝责罚。撇开失业率暂时性处于商业周期的低谷不说，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担心大企业和华尔街在经济竞技场中占据优势，也不担心它们与华盛顿的关系过于亲密。虽然前面提到的三种应对机制让大多数美国人都拥有了足够舒适的生活，但是当大衰退爆发，他们所依赖的应对机制不起作用时，他们必定会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我们将会对经济游戏的规则更加敏感，也会对高层的密谋勾结感到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