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格罗斯特和其他提供文件共享服务公司而言（或者，在格罗斯特案中，它提供的仅仅是软件，不同于早期提供文件共享的耐伯斯特等公司，格罗斯特并没有将文件复制到自己的服务器中，也没有用服务器协助文件共享，它只是提供帮助用户建立共享网络的软件），完全合法的用户是存在的。这种用户的比例足以使下级法院相信，格罗斯特不是一个辅助侵权者。并不是所有的音乐和电影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有些版权可能已经过期了）；再者，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作者，尤其当作者是新人，并且在努力累积名气（比如一个新的摇滚乐队）时，即使是牺牲掉版税，他们也希望其作品被传播得越快越好。事实上，这些作者愿意让格罗斯特的软件用户免费下载他们的版权作品。
但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证据表明，格罗斯特公司软件所支持的文件共享大多数存在侵权问题，这一点格罗斯特公司非常清楚，就像大多数盗窃工具是卖给窃贼的一样，虽然有一些是卖给把自己锁在家门外而想要进去的人，还有一些卖给警察，或者好奇者，或者在使用新工具实施第一次盗窃之前临阵退缩的“准”窃贼。不管合法用途与非法用途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只要合法用途能够使辅助侵权者摆脱对其产品的所有使用，即使他知道大多数用途都是非法的，辅助侵权罪也不会成立。
讨论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很荒谬的是，一些侵权行为事实上可能会对版权所有者有利，但是版权所有者因为可以获取版税，所以可能不愿意人们免费获得其作品，这简直就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果人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点对点”网络（并行联机）与其他人一起共享一张CD，他们就会为这张CD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这张CD成了一种可以进行利益交换，甚至可以“买到”新朋友的“货币”。如果你喜欢旅游，而且经常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有了文件共享你就没有必要把最爱的CD带在身边；在这种情形下，文件共享仅仅是使你更加方便地使用已购买的东西，它会让你愿意付更多的钱，就像你将为一部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使用的手机付更多的钱一样。并且，通过文件共享你可能会喜欢上某一个乐队或是音乐家，而如果无法免费试听，你是不会购买他们的唱片的；当你为版权所有者宣传其唱片的时候，就是文件共享。
不过话又说回来，侵权为版权所有者带来的益处只是一种可能性，还不足以打赢一场辅助侵权官司，甚至不足以打赢一场直接侵权官司，因为这种可能性往往是虚构的。如果格罗斯特案提起上诉，审判将会给格罗斯特一个机会，让其比较版权所有者的收入损失和我之前所列出的潜在利益。如果文件共享软件的提供商遭受被审判的威胁，这将导致很多这类提供商退出市场。
有观点希望不通过法庭让格罗斯特和其他类似企业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是一种“新生工业”论。软件工业正欣欣向荣，有人担心强迫软件提供商承担责任会抑制创新，因为即使某类型软件的唯一或主要用途涉嫌辅助侵权，但只要该软件没有被扼杀在摇篮中，它最终还是可能具有重要的合法用途的。但是，在文件共享服务和文件共享软件案例中，由于存在巨大的合法性需求，其用途的合法与否是很难定义。网络中主要是无版权资源的文件共享，在情报系统也是如此——2004年秋天，美国通过的《情报工作改革法》提出建立一种“信息共享环境”，使美国情报机构的众多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此外，辅助侵权责任抑制了创新，而被法律严格保护的知识产权又促进了创新，这两者之间必须进行一种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