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决定舆论导向的这些精英人士如终质疑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呢？尽管在2009年世界比预期更快地摆脱了经济衰退，而且附带损失也比普遍预期的要少得多，情况仍是如此。
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义愤及自以为是。那些受到“繁荣–衰退”周期打击的人异常愤怒，想让其他人也尝尝苦头。那些繁荣时利润大增而萧条时又得以安全保护自己财产的人（其中包括绝大多数富有的银行家和商界领袖）感到内疚，并不想幸灾乐祸。而另一群人，以第一章里提到的那位类似“疯狂的麦克斯”的客户为例，繁荣时置身事外，萧条时却大赚一笔。他们非常自豪自己预料到了经济灾难，因而觉得完全有资格看到一场更为严重的灾难发生。
另外一个原因则仅仅是时间问题。即使货币及财政政策得到全力执行—自2009年4月开始全球范围内的情况就是这样，要想产生全面的经济影响，还存在一年甚至两年的滞后期。所以媒体对于刺激方案的结果最初必然会表示失望，因为媒体的运营周期是24小时，而非24个月。
更为糟糕的是，对于刺激方案可能受到日式通货紧缩的影响，一直存在普遍的误解，其中甚至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及投资家们。受到自我实现的合理预期理论影响的传统观点，认为这种对于通货紧缩根深蒂固的恐惧将会使货币及财政刺激失效。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市场越相信价格的下跌是必然的，刺激方案就越有可能发挥作用。逻辑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央行可以印制的纸币数量或者政府可以借款的额度受到通货膨胀风险的限制。然而，在后雷曼情况之下，崩溃的意识是压倒性的—2009年1月的金融市场表明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未来10年将是负值。美联储及其他央行因此可以无限量地印制钞票，政府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借款，而无须担心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可能抬高利率。
对于经济刺激方案持怀疑态度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愿承认政治领导力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即使政治领导力确实使经济暂时出现好转，在资本主义危机前模式中，政府干预也被视为与自由企业原则格格不入，同时也是踏上共产主义道路的第一步。这种政府的任何经济干预都不符合政治逻辑的观点，在美国商界及国会当中非常盛行。同时，在英国和欧洲金融家当中也非常普遍。银行家们顽固地坚持这一观点，就在一年前，他们自己还在寻求国家的庇护。
对于政府宏观经济干预的敌意也常被视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所固有的特质，特别是在美国。但这显然是错误的。这种敌意针对明显稳定并强化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府行动，并非来自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只是30年来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影响—或者措辞再重一点儿，洗脑。
这里有必要插几句题外话来解释一下“洗脑”这个词。20世纪50年代，正是之前的资本主义模式处于全盛的时期。共产主义是一种显而易见、近在眼前的危险。而当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虽然其规模在现在看来非常不可思议，但却作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大受欢迎。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很满意政府将失业率降低到小数位这种对经济的微观调控理念。这正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主要经济顾问阿瑟·伯恩斯对其所奉行的“超活动家”政府经济政策的描述：“在其负责维护国家繁荣的新角色上，联邦政府有意迅速采取大规模行动来树立信心，为恢复经济增长铺平道路……无论何时经济出现步履蹒跚的迹象，政府都必须以行动来兑现打击经济衰退的总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