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底，我在阿巴拉契亚山的愉快插曲结束了。在一个美丽的夏日上午，我打开了密封命令：我被派遣到作战部的联合情报署（JointIntelligenceCollectionAgency，JICA）工作，并指示我立刻到华盛顿报到。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是在五角大楼度过的。在那里，我得知我将被分配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的盟军总指挥部联合情报署分部。我那流利的法语、对欧洲战前政局的了解，以及我在里奇营担任教官的经历让我成了一个法国“专家”-或者说，作战部是这么认为的。
1943年9月23日，我与大约100名军人挤在乱哄哄的DC-4上离开了华盛顿。我们跨越北大西洋，前往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我们紧挨着坐在机舱的“坐椅”上。（那是一种硬邦邦的金属坐椅，上面有一个个浅浅的凹槽，好让你把屁股放上去。）13个小时的飞行把人折腾得筋疲力尽。
我在普雷斯蒂克待了两天，等候前往北非。这时，我遇见了海军干事威廉·弗兰克林·诺克斯。我在芝加哥上学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他提出可以用他的飞机捎带上我-上面的座位要舒服得多-到摩洛哥的拉巴特，到了那里，我就能搭乘军用飞机去阿尔及尔。
由于我要进入作战区域，部队发给了我一把点45口径的手枪、2个弹夹、20发子弹、一个急救箱、一根指南针和一对背带（我很快就把背带弄丢了）。他们还给了我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在北非行为举止方面的忠告：“永远不要在清真寺前抽烟、吐痰”；“不得杀蛇、鸟，有些阿拉伯人相信死去的酋长的灵魂就在它们身上”；“如果你看到成年男子手拉手走在一起，不要在意。他们并非‘怪异’”。有一本书警告读者说，不得盯着穆斯林妇女看，也不得触摸她们的面纱，否则会导致一场暴乱！
所有这些都没能让我想到战争时期的阿尔及尔竟然如此美丽。该城市沿着浅绿色的阿尔及尔湾蜿蜒数英里，呈新月形。现代化的法国城区坐落在港口附近，城区有宽阔的林荫道、漂亮的政府大楼和私人别墅，在星罗棋布的公园之间错落有致，而公园里则到处都是海枣树和艳丽的花卉植物。在它的附近，是旧阿拉伯城区：纵横弯曲的街道，粉刷的楼宇，高高的光塔，古老的摩尔式城堡。城市的四周是萨赫勒山，远处影影绰绰地矗立着高山。港口挤满了盟军的舰船，街上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人：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南非人，以及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北非的原住居民），当然，还有法国人。
当我到达阿尔及尔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已经从他在突尼斯的最后一个堡垒里被驱逐了出去，而艾森豪威尔已经在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中夺取了西西里。9月初，盟军的队伍穿过墨西拿海峡，开始了进攻意大利半岛的漫长而喋血的战役。阿尔及尔的美丽外表掩盖了其中酝酿的阴谋诡计。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FrenchCommitteeonNationalLiberation，CNL）内部为争夺在北非的维希法国政府和军事当局的控制权展开的激烈斗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吉罗和戴高乐将军，谁会控制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吉罗是1940年对德国人进行过短暂抵抗徒劳无功的领导人之一。被俘入狱后的吉罗从奥地利的国王城堡越狱，跑到了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吉罗没有跟德国人合作，保持了清白，同时深受法国军团爱戴，似乎是代替达尔朗（Darlan）上将担任北非首脑职务的理想人选。1942年12月，达尔朗被暗杀后，吉罗在罗斯福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的全力支持下，成了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看起来，他获得政治上的控制权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1943年，戴高乐-他后来成了战后的伟大人物之一-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军事人员，追随他的人和他所拥有的经济资源都不多。1940年法国战败后，戴高乐将从敦刻尔克撤退出来并成功地跨越海峡的散兵游勇组织起来，成立了自由法国，宣称为法国流亡政府。虽然大多数军官憎恨戴高乐，但丘吉尔却佩服他的战斗精神，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逼迫罗斯福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纳入北非的政治结构里。结果，这两个对手被一种“强制婚姻”关系拉在了一起，并被要求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