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训练结束后没多久，我当上了下士，被分配到总督岛的反情报部队。1942年8月，我被派到华盛顿，参加一个反情报队伍的培训，准备到中东工作。我们在一座不起眼的政府大楼地下室里集训了两个星期，听说我们不久就会被派往开罗。但是，我正在待命的时候，美国情报司令部的汤森·赫德上校要求把我调到他那个即将转移到迈阿密的部门。老实说，这令我喜出望外。不知怎的，我无法想象自己作为一名“便衣特工”待在开罗的酒吧里。调动事宜安排好了。那年秋天，我到迈阿密海滩报到，佩吉和小戴维也来了。我们在拉格尔斯岛租了栋小房子。每天，我骑自行车去上班。我的职责既不显眼，也不重要-当邮差、哨兵。
那个时候，迪克·吉尔德正驻扎在佛罗里达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听说自己的联队不久就要开赴海外，迪克争取到了24小时的假，以便在出发之前来看望我们。他到达的时候，我正在站岗-确保上校的马匹不会被掉下来的椰子砸到！
前半夜，迪克出来陪我。我们没有谈起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在当时，似乎一切都变得十分重要，而且我非常感激他费尽心机地来看我。他提醒我在纽约时对他的承诺，我告诉他说，他完全可以放心。站岗结束后，我们回到家，跟佩吉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迪克送到了车站。火车启动的时候，我和佩吉四目相视，都明白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了。
在即将出发去英国之前，迪克从他在马萨诸塞州蒂灵翰的家里打来电话，我们最后一次通了话。他的联队在纽芬兰的甘德加了油，然后起飞横跨北太平洋。迪克和另外两人的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后来得知，飞机曾经被留在甘德，有迹象表明引擎被人动过手脚。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失踪是有人蓄意破坏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我已经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安成了寡妇，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
战争结束之前，另外两个好朋友也牺牲了。沃尔特·罗森曾经报名参加空军部队，但因为视力原因遭到了拒绝。然后，他加入了加拿大皇家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牺牲了。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室友比尔·沃特斯-他几年前还跟我一起看着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行走-也在他的飞机坠毁在尼日利亚卡诺郊外时丧生。他和他的机组人员是一个巨大机群的一部分，曾经飞越南太平洋和非洲，并最终越过喜马拉雅山这个“世界屋脊”，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
在佛罗里达工作几个月以后，我请求赫德上校准许我申请上候补军官学校。他告诉我说，竞争非常激烈，而立刻被录取的最佳机会是申请位于贝尔弗瓦堡的候补工程军官学校（EngineerOCSSchool）-该学校是这个系统中最严格的。我的申请被接受了，1943年1月，我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严格课程。
候补军官学校比基础训练要艰难得多，无论是在智力方面还是在体力方面。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背着80磅重的M-1步枪和背包完成20英里的行军。那天夜里，我们在厚厚的雪地里支起了帐篷，然后又立刻拆除，七零八落地在凌晨5点回到了营地，结果两个小时后又被叫醒，进行健身训练。我愉快地发现，自己能够适应部队的严酷和纪律，同时享受课堂的趣味。
1943年3月，我被任命为工程兵的一名少尉，并接到命令说，在两个星期的假期后前往马里兰州的里奇营军事情报培训中心报到。佩吉早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因而我谢天谢地能够短暂地到纽约去陪她。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在我起身前往里奇营后不过几个小时，佩吉就进了医院，生下了阿比。我到达里奇营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消息，被批准休3天假，可以回纽约去看望她和刚刚出世的女儿。
里奇营的两个月课程培训军官在步兵的战斗部队里开展情报工作。我们的培训重点是战场：我们研究盟军和敌方部队的战斗命令和作战战术，学习看地图的能力和侦察程序，掌握盘问战俘的技巧。我们之所以被挑选参加该培训课程，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些特殊才能，比如语言能力和对外国文化的熟悉，这些技能对于我们这个小组的最终目的地-欧洲战场-非常有用。
我在里奇营遇见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和这些人再次发生联系。他们是：菲利普·约翰逊，当时是名初级建筑师，已经参与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工作；约翰·克卢格，出生在德国，后来创建了媒体国际集团（Metromedia）；约翰·奥克斯，后来负责编辑《纽约时报》的社论刊载页；弗雷德·亨德森，具有部分印第安阿帕切血统，是常规部队军官，战争结束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供职。他的儿子布赖恩在20世纪60年代加盟大通银行，然后在美林证券谋到了一个高级职位。
完成培训课程后，我被任命为学校法国部分的教官，在学校又工作了3个月，培训法国军事机构方面的知识，用法语授课。这项工作为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我能够很好地面对战争最后几年我在北非和法国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