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又名施特恩）返回莫斯科，9月16日，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了12条《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弗雷德认为：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他建议：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援助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弗雷德还说：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需要开始往中亚调运武装西北各省游击队五万名战士所需要的一切。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保存这种武器的仓库距离将来使用的地方不要太远。”
弗雷德的建议，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重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通过苏联红军情报局调查中国西北地区的情况，考虑具体援助中国红军的可能性，形成了《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材料。报告认为：接通中国西北乃至与苏联的陆上联系，有两条路径。一是从苏联经过新疆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是从苏联经过外蒙进至绥远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保密性要好。后者比前者更为便捷，但暴露的可能性要大。共产国际还认为，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已经打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也准备了援助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物资，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准备了“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
两条援助路径的提出和援助军火的准备表明，此时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不仅认识到了援助中国红军是必要的，而且也认为是可能的，已经开始向具体实施的层面发展。这必然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方针产生影响，成为后来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方针中的重要因素。
三 红军长征开始后共产国际军事援助思想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开始战略转移。此后，各路红军也踏上了征途，逐渐向西北地区进军。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一份关于中国红军行动的报告中称：“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了”。后来，苏联国防部、苏联红军情报局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联合成立了一个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援助问题，认为红军在西北发展与接受援助是可能的。1935年7月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红军新的根据地因此应选在距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事中心较远的地方，同时新的根据地应该保证苏维埃革命的潮流能够广泛地向全国各地推广。选中的是四川、西康、陕西这样一个广袤的战略十分有利的地区。”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根据报告精神，大会通过了决议，其中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尽量支持中国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会议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联系，要中共代表团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转达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中共代表团决定派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林育英回国。行前，斯大林特别委托共产国际领导人转告中共代表团，要他们告诉林育英，务必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明确意见：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会后，林育英化装成小贩，经蒙古回国，于11月底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派遣，阎红彦、刘长胜等人也先后到达陕甘根据地，恢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信联系。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援助思想此时已经进入具体的操作阶段。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卫国斗争，不仅是他们求得自身解放的神圣职责，而且是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的罪魁祸首，维护和平的世界统一战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中国红军的思想，虽然有着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也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人民互相支持和互相支援，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和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思想。不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的，同样，对世界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也是有利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要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援助中国红军的思想必然对中共中央制定战略方针和红军的行动产生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