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以后，共产国际及苏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革命进行援助。广州起义发动后，1927年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广州公社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中指出：“要尽速援助中国革命！要尽速援助中国苏维埃！”最早提出陆上援助方案的是斯大林，1929年，他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曾向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了。斯大林的考虑是，那样的话，中国红军就可以立足四川，接通西北，靠近苏联，取得援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在短短的4个多月时间里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这也威胁到苏联的安全。1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反对日本侵占满洲》的呼吁书中认为，日本侵占满洲，“这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也是对我们的战争”。共产国际执委会还认为，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这就把武力瓜分中国和武装干涉苏联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竭力要把满洲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吞并满洲）意味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因此，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一方面在远东进行军事部署，准备抵御可能遭受的进攻，另一方面也准备提供军事援助，希望遭受侵略的中国能够强大起来，抗击日军，减轻苏联压力。毫无疑问，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着给中国工农红军的援助。
1933年2月，从鄂豫皖根据地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边，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创建，使斯大林援助中国红军的设想有可能实现。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动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表明了态度，希望中国红军向川陕甘甚至新疆发展，其意义就在于可以通过中苏边界，获得援助，壮大红军力量。这封电报是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出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的电报，这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陆上向中国红军提供援助的思想已经产生。
二 红军长征开始前共产国际军事援助思想
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开始后，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利。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6月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都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提出向东开辟新的战略区的思想。基于这一思想，共产国际考虑通过海路向红军提供援助。6月17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随着部分部队返回东部，我们也考虑到通过中国东南部和通过长江同红军保持联系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福鼎，也可以通过湖口、彭泽（鄱阳湖北面的港口）以隐蔽的方式从外面提供弹药和药品。”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关于中国工作的决议中，“建议中共中央在华南的一个港口建立一个不大的，但有工作能力的采购和向苏区运送武器、弹药和药品的机构”。9月19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最合适的港口——是香港和澳门，我们将派两位同志到那里建立机构。”但是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开始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共产国际通过海路向红军提供武器弹药和药品援助的设想最终未能实现。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谢子长、刘志丹等在陕西、甘肃开始发动武装起义，展开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2月，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共产国际领导人曾多次告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大力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打通川陕根据地和新疆的联系。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于1934年9月16日致信中共中央，认为：“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同时在陕南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