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展示了人类面临风险会失去理性到怎样的程度。他们向实验对象介绍了测试场景，要求实验对象在该场景中作出艰难的选择。
想象一下，美国政府准备应对一场源于亚洲的罕见病毒引发的爆发性流行病，这次流行病预计会导致600人死亡。两种与这场瘟疫作斗争的可选方案已被提出。
这两种方案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一是保守的，选择它意味着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拯救少量病人；其二是冒险的，选择它意味着有相当小的可能性拯救大量病人。
实验对象正是在这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不过，这里出现了转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向两组互不接触的实验对象介绍了同样的两种方案，但使用了略微不同的措辞。对第一组实验对象，措辞强调了从瘟疫中挽救病人。对第二组实验对象，措辞详细描述了瘟疫中的死亡者而不是幸存者。
两类措辞之间的区别不过是表面上的。从数字语言来分析，两组实验对象感受到的实验场景是同样的。如果人类是完全理性的生物，第一组实验对象和第二组实验对象作出的选择应该是一样的。然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不同的措辞导致结果出现了极大的差异。措辞，而不是数字，决定了人们的表现。当措辞强调幸存者时，实验对象们压倒性地——72%支持和28%反对——忽略了冒险的方案，选择支持保守的做法，让少量病人得以相当大的可能性获救，而让其他人去死。当措辞强调死亡者时，实验对象对冒险的方案突然不反感了，他们压倒性地——72%支持和28%反对——支持孤注一掷的做法来试图拯救大量病人。在两种方案中，风险实际上是一样的，但受限于糟糕的风险辨别力的人们并不能弄明白这一点。实验对象并不是基于理性判断来作出决定的，而是基于权威人士怎样向他们描述风险来作出决定的。
对风险的商业化炒作
措辞上的小小变化可以轻易让巨大的风险变得似乎可以承受，也可以轻易让微不足道的风险变得似乎可怕无比。因此，我们很容易被操控。当有人在掩饰或夸大风险时，我们很不容易发觉。我们都是“风险炒作”的牺牲品。
风险炒作或许比其他各种类型“数字的骗术”都更加严重，因为它意味着要做一笔大生意。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案例中，它意味着亿万美元的投资。蓄意说低发射航天飞机的风险的做法，使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从国会获得了拨款来实施这项灾难性的计划，一项为了明显微不足道的进步而葬送了14位航天员的计划。而且其他企业正跃跃欲试，想效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是，航天飞行不过是全景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片段。我们的经济始终以风险为重点，因为风险与金钱总是伴随着的。有专门的行业致力于管控和预测风险，企业已经测算出如何通过衡量、包装、分割和转嫁风险来获得暴利。而且，哪里能赚钱，哪里就存在着风险炒作。如果你关注当前的金融危机的核心层面的问题，你就会看到风险炒作无处不在。风险炒作正在损害我们的经济健康，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让一小撮儿犯罪分子大发横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