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可持续性是否只是繁荣时期的一种奢侈品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在2009年11月的公司领导人年度聚会上，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协会将危机后的世界前景描述为一个重新组合的世界：美国和欧洲的稳定增长是不可确定的，新兴经济体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自然资源的约束将变得更为尖锐。用一个“美丽而可怕的世界”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英国，恩富咨询公司（Infor）2009年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经历过危机后，超过一半的工业企业计划增加在可再生能源或能源节约技术等绿色创意方面的投资。同样的趋势在美国和亚洲也有所体现。中国政府计划投入数千亿美元用于太阳能、风能、核能以及高速铁路和电网的建设，以避免本国经济受制于世界自然资源供应的变化。极少有公司领导人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而能够领悟未来的回报模式将发生根本改变的人更少。
金融危机在亚洲（除了日本）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并不是那么严重，不过这却说明了全球企业的格局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到2009年中期，已经很清楚，美国的经济地位已经被印度、巴西，当然还有中国取代。2009年，中国的经济在争议和预测中增长超过了9%，而与此同时美国却流失了900万工作岗位，欧洲经济经历了自欧盟建立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对公司领导人来说，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能感受到未来将由新兴的世界所主导。
这种变化，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就已经露出端倪，在认识到经济崩溃的后果后，这种变化更快了。美国和欧洲经济的不景气再次提出了公司道德问题。对银行部门和企业经理们薪酬过高的持续不满表明社会公众的舆论不是一下就能消散的。这方面的问题绝不局限于美国。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召集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牵头的委员会，他们推荐了一种新方式来评估除国内生产总值以外的国家经济绩效，其主要内容集中在可持续性方面。2009年6月，在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的花园里，本书作者阿伦听到了总统李明博的宣言：终止那种毫无节制追求利润和毫无约束使用自然资源的做法。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正在减缓，但我们面临的前景与崩溃之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虽然全球的增长正处在恢复时期，但它已经不再具有类似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增长特征，那时的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消费增长，以及西方国家的信贷宽松。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在萧条之后变得更为强盛，那就是中国。中国拥有多达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都没有因西方国家银行的倒闭而受到损害，而且没有国家债务，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比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具有更大的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