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国家如何建立组织资本
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出，资本主义是在创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的进入者带来了创新性的方法和技术，摧毁了原有企业的生意。工业化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很多动态确实反映了这一过程。比如，在过去很多年间，胶片摄影行业由于数码摄像技术的革命而黯然失色。像柯达这样的公司没有预料到这场变革会发展得如此之快，结果现在不得不苦苦挣扎力求重塑自己。
考虑到这一增长过程，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只是宽泛的定义）提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创造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体制环境，即确保财产权、完善专利法、降低准入门槛、减税，然后让私营部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有个小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遵循这条道路迅速脱贫致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穷国没有必要的私有组织来有效利用这样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又不利于快速创造出这样的组织。
比如，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具有很多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条件：政府小而公平、国内税率低、关税低、注重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甚至在处理饥荒问题上也袖手旁观）。然而，在1820年到1950年之间，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几乎停滞，年增长率仅有0.1%，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几乎没有培育工业，而是鼓励从国外，尤其是从英国进口商品，引进管理经验。1880年，印度是世界上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结果，印度的私营部门几乎没有任何赖以发展组织资本的政府支持和必要保护。
实际上，经济学家可能夸大了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体制性变革通常不是先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开明政府在工业起步之际不会制定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保障知识产权，因为这样的法律会终结对外国知识产权的盗版，而这种盗版对其早期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它们会在国内企业足够强大，能够创新而且需要保护创新的时候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法。一般来讲，体制是在有了现实需求的时候应运而生的。这些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得以完善，并防止那些实施体制的组织滥用权力。在很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挑战是创立各种有效而复杂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