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危机的根源是各式各样的行为方式和国家政策，那么全球化就是孕育这些根源的温床。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间的经济相对均衡，资本和劳动力的匹配较为合理。并且，曾一度在20世纪0年代出现的过度通货膨胀也已经被击退。在此形势下，前苏联集团、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以及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和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进入了全球自由市场。西方国家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受到了影响，平均到单个劳动力的国际资本数量也随之减少。这对发达国家的低收入人群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人间悲剧，但这也为既有资产（股票和不动产）的大幅升值埋下了坚实的基础，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和资本家们从中获得了巨额的收益。
全球化是自由市场主义的胜利，这里所说的自由市场主义指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非各式各样的国家调控经济体系，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计划经济体系等。我们从反面来论证这一观点，日本一直奉行的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恰恰是其过去20年中经济显著失败的根源；而在欧洲，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欧洲核心国家经济受阻，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然而，对进入自由市场早有准备的英国来说，即使算上此次危机的影响，其相对收入仍呈增长态势。
自由市场法则就像一个严厉而又多疑的君主，他所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但是，即便是在美国自由市场法则也尚未完全实现。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必须具备完全的流动性，即：
o货物贸易的自由流动
o服务贸易的自由流动
o资本的自由流动
o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总体来看，各国均允许货物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的执行方面进展神速（当然也有例外，以农业最为显著）。然而，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却远远没有达到自由流动的程度。一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比如中国）和一些采取“铁腕”手段降低劳动力价格的国家（比如德国），利用部分管制的汇率制度破坏了比赛的规则-它们喜欢毫无阻碍地进入他国市场，但是却不肯采用与之相匹配的支撑全球经济持续均衡发展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现阶段，最接近自由市场流动性要求的要素是“资本”，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例，日本巨额储蓄可以在美国的任何领域投资（这些投资能或多或少地补偿日本国内经济的损失）。然而，仅仅在美国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是远远不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很少能做到完全的对外开放，对外资进入其资本市场往往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流动性限制最为苛刻的无疑是人口要素。这虽不是本书所要论述的观点，但其与全球化的其他问题的关联性却值得研究。以下是1990年左右的一些情况：
（1）收入和工资差距极为悬殊。
（2）巨额的生产性资本被人口总数约为8亿至9亿的发达国家占有，而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和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所占有的生产性资本少得可怜，甚至连俄罗斯、马来西亚等这样的新兴国家所能支配的生产性资本也极其有限。
（3）除农业以外，其他领域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对自由。
（4）相对稳定的人口要素和极具流动性的金融资本的组合有能力使任何资产流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