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储蓄盈余国家而言，或许是它们共同的行为推动了2003~2007年间债务泡沫的形成。其中每个国家（除有争议的日本外）都有充分的理由实施增加储蓄盈余的政策，但它们或多或少要为危机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它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以巨额净出口盈余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关键不是日本、德国或中国不断增长的盈余，而是这些储蓄过剩国家经常账户盈余总额在200年竟高达1.2万亿美元，是盈余最大的中国的三倍以上。由于中国、日本和德国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位的经济体，它们政策的共同影响是巨大的。
亚当·斯密对自私的肯定可能颠覆了基督徒的道德观，当然，他的论断是建立在“和平、低税率和法制”的基础之上的。但当把一些主要的社会条件考虑在内时-当然是一些主要的条件，绝不可能是所有的情况-经济领域中“节俭”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储蓄与借贷“好与坏”的对立概念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在凯恩斯的理论框架中，企业的一些行为比如降低工资看上去对企业是有利的，但如果整个经济体都这样做则会对所有人（包括企业自身）造成损失。如果收入下降，需求和企业利润也会随之缩减。与之类似，对个人或单个国家来说看似明智的行为，当被广泛运用时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明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看似明智的储蓄者可能最终被证明是不明智的，即使从最狭隘自私的角度来衡量。在储蓄积累的过程中，全球经济的发展均受到了限制，各国维持全球市场尤其是自由贸易的意愿也在降低，而自由贸易恰恰是储蓄盈余国家发展所必须依赖的。
2007~2009年的危机始于信用体系的崩溃，最初的导火索是借款人。众多借款人在银行家的极力鼓动下不计后果地借贷，最终达到无力还款的地步。贷款人损失惨重，群情激愤。但这些债权国猛然发现由于之前借款人受信用危机的影响无法获得新的融资，它们也无法再像原来一样获得高额的经常账户盈余。令它们更为恼火的是它们所遭受的经济衰退要比赤字国家更为严重。它们的失策不仅在于贷款行为导致了亏损，还在于它们将收入和资本积累的期望完全寄托于那些借款额度远超其信用的国家。愚蠢的行为自然不是谨慎的行为，因此储蓄行为也不能被认为是谨慎的行为，也不是所谓的“好事”。谨慎的态度必须要用于有益的用途，但究竟哪些用途是有益的，很多时候只有事后才能知道。
上述逻辑对经济学家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陌生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大多数国家，当然包括那些储蓄盈余国家，大多将它们关注的重心放在了借款人的贪得无厌和中介的贪污腐败上。这些观点和想法可能对建立制度法规、降低今后私有部门过度负债的可能性起到有益的作用，但本书的论点是世界经济要想获得良好的复苏，必须依赖以下两个条件：
o储蓄盈余国家采取措施促进消费的快速增长，降低储蓄盈余总额；
o采取措施改善储蓄盈余的投资流向，提高其在赤字国家的投资回报率。
以上两个条件均需依赖于储蓄盈余国家而非赤字国家改变其行为和政策。事实上，正是这些储蓄盈余国家的习惯性行为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而这些行为的改变也将是经济复苏的关键。但到目前为止，储蓄盈余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认识到它们的政策和态度对危机的巨大影响，以上两个条件也没能得到足够的贯彻实施。照这样发展下去，世界经济在经历了短暂温和的复苏之后将会陷入新一轮危机，这与我们想要达到的满意结果相差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