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跟奥利弗一起参加海岸研究所的鸡尾酒派对时，常讲给别人听的故事。我们与经费赞助者交际。我们自称琼斯博士夫妇，虽然我只是个准博士。我们在大家就要坐下来用主菜时悄悄溜走。我们跑回车上，笑那些人穿的缀亮片的裙装和无尾晚礼服。我在车里蜷起身体，倚在驾驶中的奥利弗身上，听他给我讲那个我已经听过一百万遍的故事——曾有这样一个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你能在每一个大洋里找到鲸鱼。
不管发生什么事，奥利弗身上总有一种特别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他是第一个真正让我动心的人，时至今日他也还是有这个本事。我乐意与之共有一个家、一份生活和一个孩子的人，除了他没有别人。他只需微笑一下，便能将我带回十五年前的自己。撇去分歧不说，我们仍然与彼此相连。
我周二去的那所学校里，用于办公的场所是个校工杂物间。某天正午刚过，校秘书敲响我的门，说有琼斯博士的电话找我。我着实吃了一惊。虽说奥利弗这周回到家里整理研究数据，但他一般既无空闲也没有兴趣给我打电话，而且他从不问我哪一天去什么学校。“跟他说我这儿有个学生。”我说完，按下录音机的播放按钮。房间里响起了咿呀的元音：A——E——I。我太了解奥利弗的小把戏。O——U。Oh，you. Oh，you.①
许多人都知道奥利弗。我们初识时，他还默默无闻，如今却已跻身鲸与鲸行为研究的主要人员之一。他的发现曾撼动整个科学界。他声名显赫，乃至有人会给我们家的邮箱拍照，以示自己“去过琼斯博士的家了”。奥利弗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是鲸鱼的歌声。研究表明，同属一个族群的鲸鱼只唱一首歌——奥利弗给这些歌录过音，而且会将这同一首歌代代相传。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得不多。在这点上，我们双方皆有责任。如今他已经不大谈那些涌动在他脑子里的想法了，而我常常也会忘了再去问。
理所当然的，事业是他优先考虑的东西。为了在圣地亚哥海岸研究中心工作，他将我们举家迁移到加利福尼亚。他在那里发现了东海岸座头鲸——他生命真正的热情所在。虽然我一到圣地亚哥就不想在那儿待了，却没有同他说。毕竟我曾发誓说要甘苦与共。结果奥利弗飞回了波士顿，把我跟小宝宝撇在了这个四季炎热的地方，周遭没有一丝冰雪的气味。
我绝不接他的电话。
到此为止。我不会再忍了。
我可以不计较自己退居于他的事业之后，却不能忽视这整件事对丽贝卡的影响。她在十四岁上就已经能用一种我三十五岁时仍未具备的成熟视角去看待她的生活——虽然，我怀疑，她并不喜欢她所看见的这一切。奥利弗很少回来，即便回来，他跟我们相处的时间也不及他花在书房里的时间。他对任何与海洋无关的事都毫无兴趣。我可以不计较他对待我的方式：我们还有过去；当初是我自己要爱他的，我可以对自己说，现在的局面我也有责任。而丽贝卡却不会仅仅因为他是她的父亲，就给予他无条件的信赖。丽贝卡有她的期望。
我听说过，十几岁的孩子会离家出走、怀孕、辍学，也知道这些常与家庭的问题有关。我于是对奥利弗下了最后通牒。下周丽贝卡要过十五岁生日，这与奥利弗去南美海岸观察座头鲸繁殖地的计划正好相冲突。奥利弗准备赴行，而我要他留下来。
我想对他说：女儿是你的。虽然我们之间，如今已经疏离到即便彼此擦身都有点认不出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共有的这段时间，你总要作个打算。
我忍着不开口，完全是因为在丽贝卡身上曾发生的那起事故。事故因我与奥利弗的争执而起，那以后我一直全力避免这种事。我忘了那时究竟争的是什么，只记得我有怨怼，而他动了手。我带上孩子（丽贝卡当时年仅三岁半）坐飞机去父母家。我告诉母亲说，我想跟奥利弗离婚；我说，他是个疯子，最令人发指的是，他还打了我。奥利弗给我打电话，说我做什么都好，就是无权带走他的女儿。他威胁说要诉诸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这件事。于是我只好把丽贝卡送到机场，告诉她：“对不起，宝贝，可我实在受不了那男人了。”我给一个空乘小姐一百美元，让她带丽贝卡登机。飞机在得梅因失事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是，我赶往一个农夫的玉米田，看到飞机残骸还冒着烟。那残骸看起来像是活的。风在机翼间唱着莫可名状的歌。我身后的丽贝卡，虽然熏黑了，却安然无恙，作为幸存的五个遇难者之一，蜷缩在她父亲的怀抱里。她有着奥利弗的黄头发和黄色的小雀斑。她像他一样美。我在与奥利弗对视之下，突然明白了命运何以让我爱上这样一个男人：我与他的结合，缔造了一个连无情的天地都为之动容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