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前一天晚上，我惊叫着醒过来。父母走进来抱住我；拍拍我的头，替我抚顺头发，这些都做完了，我却仍停不下来。我紧闭着嘴，继续像夜行动物一样，发出高亢刺耳的尖叫声。
父母并肩站着。我们住在波士顿一片刻板无趣的郊区，邻居一个个全被我们吵醒了。我看见一栋栋房子里亮起灯——蓝、黄两色的灯光闪烁着，好像过圣诞节——奇怪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平常不是这样的。我当时年方十九，是韦尔斯利大学的优等生，在1967年，这算是不小的成就了。我马上要跟自己梦寐以求的男人在墙板刷得雪白的典型新英格兰①式教堂结婚，喜宴——有戴白手套的侍者和鲟鱼鱼子酱的华丽喜宴——就设在娘家的后院。蜜月归来，即有一份工作等着我。实在说不出将来会有什么不顺。
到今天我也始终不懂为什么。尖叫突如其来，突如其逝。转天早上，我嫁给了奥利弗·琼斯——那个赫赫有名的奥利弗·琼斯——理论上就要跟他“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镇上只有我一个语言矫正治疗师，为此我常需频繁往来于圣地亚哥的各间小学。现在已经不会忙不过来了——丽贝卡已经长大，能自己照顾自己，而奥利弗又时常不在家，家里的事不像以前那样多了。我喜欢我的工作，但跟奥利弗喜欢他的工作的感觉不一样。对奥利弗来说，你就是让他住在阿根廷海岸线上的一顶帆布帐篷里，只要每天看着鲸鱼在温暖的水域里歌唱，他也会心满意足的。
我的工作是协助孩子们找到他们的声音——那些孩子有些入学时就不会说话，有些说话咬舌，有些先天腭裂①。一开始我都是让他们挨个儿走进我那间小小的临时教室，他们穿凯滋牌帆布鞋的脚在地上磨啊磨，怯怯地不时瞥一眼那台令他们生畏的录音设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时候我也跟着不说话，直到他们自己打破沉默来问我，该做什么。也有小孩这时候会用手去捂嘴；我甚至碰见个小姑娘，当场就哭了：他们听不得自己的声音，别人对他们说，他们说话的样子难看。我的作用则是，让他们明白，其实有人愿意听他们说，也接受他们说话的方式。
我告诉那些孩子，我七岁时发“S”这个音，每回都像吹哨，因此在学校受嘲弄，没有几个朋友，也不怎么说话。有一天，我的老师告诉全班说我们要演一出戏，每个同学都必须参加。我因为实在太怕在人前朗诵而假装自己病了。母亲离开卧室时，我将体温表举到灯泡跟前，以此炮制了一场虚假的高烧。我被允许在家里待三天，后来老师打来电话，我的小伎俩被母亲戳穿了。我回到学校后，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她告诉我，戏里所有角色都被领掉了，但是她给我留了一个特别的角色，而且不用上台。我将担任音效总监，就像拍电影时那样。长达三周，我每天放学后跟着老师练习。我适时地发现，我可以扮演消防车，可以是只鸟，是只老鼠或一只蜜蜂，还能是好多别的东西，而这恰恰因为我说话咬舌。演出当晚我拿到一件黑袍和一支话筒。其他同学每人都只有一个角色，而我却扮演了好几种动物和机器。父亲为我感到极度自豪；就我记忆所及，那是他唯一一次作这样的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