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贝卡／1990年11月／
照片右上角有架小飞机，看起来正要冲着我的前额过来。它体态袖珍，蓝盈盈、胖墩墩的长椭圆机身，腰部支出两只翅膀，形状正似一个十字架。我们在马萨诸塞州收到这张照片时，母亲第一眼就注意到那形状。“你看，丽贝卡，”她说，“这就是征兆。”
我三岁半时坐飞机失事，险些没死掉。此后母亲一直说，我命中注定不是普通的人。也不知是不是这样。实话说我记不得那次坠机了。她当时与父亲发生争执——争执末了，她对着洗碗池出水口的食物残渣搅拌机号啕，而父亲为防墙上的画遭破坏，将它们统统拿下来，藏入他雪佛兰车的后备厢里。争执的结果，母亲带上我投奔外祖父母，他们家在波士顿，房子通风透气，整体漆成乳黄色。父亲频频来电。威胁她把我送回去，不然要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了。母亲只好送我回去，却说她不能一道。原话是，“对不起，宝贝，可我实在受不了那男人了。”她给我套上一件柠檬黄针织衫，在我手上戴副白手套。她把我托管给机场的一个空乘小姐，亲了亲我表示告别，然后说，“别把手套弄丢了，很贵的。”
我不太记得坠机的事了。飞机在我四周散了架；在第八排座位之前整个儿断开。能记得的就是我紧紧攥着那副手套，人人吓得不敢动，而我不知该不该呼吸。
真的，我不太记得坠机的事了。不过长到一定年龄后，母亲告诉说，我是那起事故的五名幸存者之一。她说我的相片上了《时报》的头版——我穿着一件烧得焦黄的小衣服，哇哇哭着，双臂撑得老开。这张由一个雇农用布朗尼牌相机拍下的照片，被新闻界曝光后，触动了数百万的美国人。她对我说起那天大火冲天，一直燎烧到云朵。她说比起这个来，她与父亲之间的争执显得毫无意义。
角落里有飞机的那张照片，是我们离开加州时，一个卡车司机帮我们拍的。照片中，母亲梳着马尾辫，手臂松弛地搭在我的肩头，然而手指却不自然地紧贴在我脖子上，像是怕我跑了。她微笑着，身穿一件父亲的衬衣。我没笑，也没看照相机。
卡车司机名叫弗莱克斯。嘴唇上面很干净，蓄着一绺红色的胡子。他说，自内布拉斯加州以降，我们是他沿途见到的最美的风景。弗莱克斯用的是自己的相机——我们走得太急，所以没带。他说：“我给你们照，你们给我地址，我再给你们寄去。”母亲表示无所谓，反正给他的是她弟弟出租房的地址，即便弗莱克斯是个疯子，还跑去纵火，也没人会被烧着。
朱力舅舅将弗莱克斯寄来的照片转交给了我们。照片装在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里，信封上歪歪扭扭贴了一溜共二十五张一分邮票，写了转寄地址。母亲没让我看弗莱克斯附在信里给她的便笺条。
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只因为我是唯一把这个故事讲全的人。该有的人都在故事里了——妈妈、爸爸、朱力舅舅、山姆，甚至哈德利——不过我们的视角各不相同。比方说，我是倒看这个故事的，好像电影倒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来看。不过我知道，母亲的看法跟我不一样。
我们收到弗莱克斯寄的照片后，全都站在厨房餐桌边看——我、妈妈、朱力和山姆。朱力说，照片上的我很漂亮，你们是在哪儿拍的？山姆摇摇头就离开了餐桌。“啥都没有，”他说，“又没树，又没峡谷，啥都没有。”
“有我们啊。”母亲说。
“这不是你们拍照的原因。”山姆说。他的声音仿佛给厨房四壁镀上了一层淡银色。“有别的原因。只是我们都看不出来。”他说完，就这样走出去了。
母亲与我面面相觑，两下里都很讶异。那里面的确有我们的秘密。我们俩当时都本能地看着公路路面上我们右侧的一个位置，那是加州与亚利桑那州的交界——卡车司机开到这里能感觉出路面铺设状况的不同；对其他人来说，差异却没有那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