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赌橄榄球就成了我父亲紧握的一根救命稻草，或者说是他为之痴迷的一个爱好——赌赢一次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对信仰的检验，他需要证明自己还是个幸运的人。好几个清晨醒来，他竟然认为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他会坐在餐桌前，指着一本杂志说：“今天我们买房子吗？买这幢，还是那幢？”而我则在一旁平静地看着一个自欺欺人的灵魂躺在我父亲的躯壳里。
每周三，父亲都会向我们收集号码。而我选的始终是那几个对我而言很重要的数字：我的生日、詹妮·彭妮的生日和圣诞节。哥哥从不选任何数字，而是闭上眼睛让他的铅笔自由停落。他相信他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受到了神灵的点化。而我倒觉得，正是那些他在晚上偷偷穿上的鞋让他变得特别。
但另一方面，母亲什么事都喜欢插一手。她常说：“让我来看看。”每当这时，我就忍不住叹气，因为我知道她只是随口说说，而这种随意让我烦恼：这就像一个人固执地在用蓝色的笔给橙子着色。我想，这就是我们从没赢过也永远不会赢的原因所在。显然我的父亲并没有意识到，他仍然在写着“不公开”的盒子上做标记，把它置于壁炉台上，等待周三的收集。每次他都会信誓旦旦地说：“到周六，我们的生活就会彻底改变。”
那个周六，乔第一次参加橄榄球比赛，而我们也期待着，生活能在这个球场的某个边界发生改变。在这之前，哥哥只是个会玩七叶树果游戏的男孩，然而，此时他像任何一个正常的男孩一样，急切地等待着下半场比赛的开始。比赛的前一年，他进了一所私立中学，父亲为此搭进去一只胳膊和一条腿（意为“高昂的学费”），他说剩下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为我留着。就是在这所学校，他脱胎换骨，变成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
虽然对于拥有正常兴趣后全新的他，我还不太习惯，但这两个“他”我都喜欢。只是我很担心后来的“他”会不喜欢我。想到这儿，我备感无力，脚下的土地踩上去也好似鸡蛋壳一般易碎。
一名队员跑到哥哥跟前，对他低声说着什么。“策略。”我的父亲说。只见哥哥点了点头，然后俯身从地上抓了把泥土，在手里反复揉搓。这个举动如此反常、古怪，我幻想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可怕的后果，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然而，再一次地，什么也没发生。
一股刺骨的寒意笼罩着我们这边的球场，之前照射着我们的太阳变得无精打采，此刻正躲在运动场地附近高耸的公寓楼后面，任由我们在阴影里瑟瑟发抖。我试图鼓掌，可我的双手几乎动弹不得。我的身体被紧紧地裹在哈里斯先生前一周给我买的外套里——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购物行为，受益的只有商店。那天我第一次穿上它。当我终于挤进去，惊叹于它恐怖的视觉冲击时，我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将它脱下来。我不得不钻进车里，赶去橄榄球场。
哈里斯先生是在打折卖场看到这件外套的，袖子和背面是黑色，其余都是白色。当时他肯定在想：这件难看的衣服接近埃莉的尺码，她穿上会不会很蠢呢？而不是想：埃莉会喜欢这件外套吗？这件外套适合她吗？它和护膝一样紧，却没护膝有用。虽然它能抵御寒冷，但那也只是因为寒冷在靠近我时，突然止步大笑不是因为它多么具有御寒的能力。我的父母太过礼貌，他们不好意思不让我穿，反而安慰我这是友好的象征，好在天气很快就会回暖。但我固执地认为，那时我可能已经死了。
哨子吹响了，球被踢到半空中。哥哥一边跑向球，一边抬头死死盯着球的着落点。他本能地绕开障碍选手，速度快得惊人，然后猛地一跳。他拿到球了，犹豫片刻，只见他的手腕轻轻一转，球传给了其他队员。乔的手和母亲的一样：他让球说话了。我大声欢呼，本以为自己已经举起了两只胳膊，可它们仍然坚定地搭在我身体两侧。
“加油，蓝队。”我母亲喊道。
“加油，蓝队！”我尖叫，母亲跳了起来，说：“嘘——”哥哥把球夹在腋下，径直向前跑。30码，20码，他左边出现了一个蠢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