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弹一次吧。”我意犹未尽道。
“我做不到。”她黯然神伤。
突然，低沉的管弦音乐响彻教堂。重低音在我的身体里回荡，撞到肋骨又弹回来急速窜入我的骨盆。
“抬出棺材了。”詹妮·彭妮说，“走吧，我们去看看。真的很酷。”她打开门，我们看见抬着棺材的队伍正在缓慢地行进着。
我们靠在墙上，等待着队伍经过。天空的云朵显得格外低，站在尖塔上仿佛触手可及，它还在下降，下降。我们听着他们的歌唱，一首是欢快的歌，一首是充满希望的歌。虽然都会唱，但我们并没有加入。詹妮·彭妮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掌心沁满了汗水。我们没有交流，也不敢对视。莫名的负罪感和泪水一起涌了出来，那一天，它们是为另一个人而存在的。
“你们俩可真没意思。”吃午餐时，彭妮夫人说。
她看上去精力充沛、活力四射，一点也察觉不出上午曾有过悲伤。换作平时，我一定会很开心能够吃到那些我不常吃的食物，但这次我甚至吃不完自己点的那份煎牛肉饼和炸土豆条，也喝不掉那一大杯的可口可乐。我的食欲，连同生的欲望，瞬间消失了。
“今晚我要出去，詹妮。”彭妮夫人说，“加里说，他会照顾你。”
詹妮·彭妮抬头看着她，点了点头。
“我要去找找乐子！”彭妮夫人一口啃下了四分之一的圆面包，口红印在面包上，就像涂抹在上面的一层番茄酱。她说，“我敢断定你们等不及长大，对吗？”
我看看詹妮·彭妮，看看盘子里的一小圈黄瓜，看看干净的桌面……我看所有的东西，除了她。
一整晚，那个甚至不足两英寸长的小小的白色棺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它的周围装饰着粉红色的玫瑰和一只泰迪熊，看上去就像躺在臂弯中被呵护的新生儿。我没有告诉父母那天我去了哪儿，只有哥哥知道。那是个不可思议的日子，那天我认识到，婴儿也会死亡。
我们为什么会在那儿？彭妮夫人为什么会在那儿？某种不寻常的力量将他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还不足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感觉。乔说那极可能是一种夹杂着心碎、失望和惋惜的复杂心情。但我当时年龄太小，以致不能对哥哥的说法提出异议，抑或不能全然理解他说的话。
查理和橄榄球
三月的那个周一，当地铁驶离西汉姆站时，列车爆炸了。当时，我的父亲就在那辆车上，他提前从会议中退席了。简短的通话中，他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们，他一切安好，让我们不用担心。晚上，当他走进门，手里拿着为妻子准备的鲜花和送给孩子们的复活节彩蛋时，他的西装上仍然附满了灰尘，裤子上还有被踩上去的脚印。他的嘴角凝结着血块，耳边散发着一股怪味——像烧过的火柴味，又像烧焦的头发味。当时，在震惊中，他咬了咬自己的舌头，在确定自己安然无恙后，他从容地站起身，随着人流，平静地走向出口，重新呼吸地面上的新鲜空气。
接下来几天，父亲仍然会在花园和哥哥打橄榄球，笑声不绝。他俯身抢球，全然不顾膝盖上沾满烂泥。他极尽所能地向我们昭示，他已经远离死亡。然而，在准备上楼睡觉时，我们仿佛听见整个房屋都在呻吟，而与之相随的是他精神的崩盘。
“越来越近了。”他说。
“别说这样的荒唐话了。”我的母亲说。
“去年那件事，现在又是这件事。它对我紧追不舍。”
去年九月份，父亲在希尔顿酒店会见一位重要的客户。正当他要离开时，突然一枚炸弹在休息室爆炸，二死多伤。如果在最后一秒，他不是因为碰巧不得不去卫生间，那他很可能也会被列入那个黑色星期的伤亡名单里。幸好，脆弱的膀胱救了他一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父亲越来越不认为这两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是一种幸运。他宁愿相信死神的阴影越来越迫近，它的血盆大口迟早会将他吞没，自己不过是它血腥门牙后面的囚徒。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一切都已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