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把门锁上，”拉姆齐轻声说，“曼克，帮我把双人床推过去抵住门，这样我们睡觉的时候这帮暴徒就不会进来了。”睡觉是我们最顾不上想的一件事，但这看上去是明智的做法来保护我们。
我们尽可能静悄悄地抬起床，把它推倒门边，并且为了加强安全用一根绳子把金属床柱系在门把上。拉姆齐和杰夫躺在床上，我睡在一张靠墙的小床上。房间又脏又乱。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支灯泡。墙上的绿漆和石膏斑驳脱落。蜘蛛网在每个角落晃动。一阵尿臊熏得我们恶心。为了换换新鲜空气，我和一扇六英尺高三英尺宽的大窗户较了半天劲，终于把它打开了。我躺回床上，但几分钟后，臭虫开始攻击。休息是别想了。我们在黑暗中躺着等候。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听到钥匙缓慢地在锁里转动。门静悄悄地开了，撞在了床上。入侵者先是轻柔地推推，没有意识到我们三个蹲在床另一头的地上，用尽全力抵住床。他们更使劲地推着。很快明白了我们正在挡住他们，气得嚎叫起来，用身体撞向门来。门被冲开，但我们又拼命推着床把门关上了。现在，这场生死较量的艰苦战役中，双方都情绪激昂。我跳上床去再把床腿系到门把上，从门上的裂缝里，他们中的一个人冲着我的方向刺过一刀。我在心里尖叫起来。他们想杀死我们。
战斗在继续。他们又重重地撞门，门一次又一次砰砰地撞在床上。他们嚎叫着威胁、诅咒，我们狠狠地抵住床。由于不能用暴力把门打开，他们突然撤退了。沉闷的静寂降临。
为了在下一场不可避免的围攻前休息，我退回到满是臭虫的床上。心中充满可怕的想法。被困在这个霍乱流行的伊斯坦布尔贫民窟，成为了黑社会的攻击目标，我在干什么？我翻来覆去，回想起在海兰德公园曾经的生活。
我是一个生活在爱意融融的家人、朋友中间的单纯男孩。为什么我离开这安宁家庭的保护？现在我绝望而孤单。我祈祷。我来这儿是为了寻找启迪；这就是我要学习臣服所必需历经的途径吗？
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如果是这样，那就来吧。在危难的时刻，只有神能救我们。
我的祈祷被门撞上床的声音打断了。第二轮战役开始了。要杀死我们的刺客们在愤怒中叫嚷着，凶猛地撞击着门。片刻的不留意就会使我们丧命。尽管天刺骨地寒冷，汗却从毛孔里流淌。我们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四肢几乎碎裂，但我们的捕猎者毫无倦意。他们的怒吼使我们恐惧。同时，我感到膀胱要爆炸了。而唯一的厕所在门外的走廊里。我同时面临着三场艰巨的战斗：把刺客挡在门外的战斗；把尿憋住的战斗；以及把握住这两点的战斗。
我再也忍不住了，抛下拉姆齐和杰夫，爬上窗台，向着下面的小路解手。突然一个女子的尖叫炸响在我耳畔。小路有大约十五英尺宽。路对面正对着我的窗口，一位穿着传统黑纱的年老穆斯林妇女正看着我。我在绝望中没有看到她，但她就直直地看着我。她被我的猥亵举止所激怒，厌恶地尖叫起来。这太过分了。我无助地站在窗台，裤子脱下，撒着尿，脸对脸地请她原谅。
她咒骂着我，往我脸上扔了一只鞋子。正中目标。我关上窗子，跳下来，擦着鼻子和嘴里流出的血。但我还没尿完。我的膀胱还涨得难受。同时拉姆齐在哭喊：“曼克，快回来。我们挡不住了。”我撑不住这三场战斗了。我挨不住了，我想，神，救救我！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回答，我在鞋里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把鞋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又加入了战斗。我们牢牢地顶着，没有让他们得逞。
但我们被困在这儿，没吃没喝。他们进来只是时间的问题。当清晨灰色的光线亮起，我们一致同意唯一的希望是在两次战斗的间歇中从门口逃走。
我们决定为这个微小的逃生机会冒生命的危险。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守卫站在门外把守我们的门，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死定了。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机会。我们缓缓地、尽量安静地在一片漆黑中推开门。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踮着脚尖往前走，每走一步，破旧的地板都吱嘎作响，每一响都宛如一声尖叫。这黑暗中，我们会不会正好撞上他们中的一个？我的心怦怦地跳。我们摸到了哥特式的楼梯。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摸索着外面的墙，担心跌下另一边。就这样，爬下了楼梯，来到灯光昏暗的台球室，可怕的是，守卫就躺在球桌上睡着。我们屏住呼吸，穿过房间向门口潜去。
门锁着。插销移不动。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锁。我们每个人都疯了一般地试图打开它。终于我们的努力把警卫从睡梦中惊醒，他喊叫其他人。从另一侧的楼梯上传来他们奔跑的恐怖声音。
“哦，天哪，”我气喘吁吁地说，“快开锁，拉姆齐，开锁。”
“我在试，我在试。”
他向各个方向晃动着锁，但毫无效果。刺客们的沉重脚步声越来越近，让我心烦意乱。就在他们即将抓住我们时，突然间，锁崩开了，我们冲出大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奔跑。从我们身后可以听到对手的喊叫。我们头也不回地钻进一辆出租车。我们只知道土耳其的一个地方。“蓝色清真寺，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我们齐声喊道。
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一帮人追着我们，并没有移动。他看到了生机。“两百美元，”他索要。“什么？两百美元？”杰夫喊道。
司机大声叫着：“两百美元，两百美元。”
我们赶紧答应：“好，两百美元，两百美元。”
他加速走了。但我们安全了吗？
杰夫，掌管钱包的人，非常担忧。“我们不能给他两百美元，”他轻声道，“他会杀了我们吗？”
我们不想尝试。在第一个红绿灯，我们从车上跳下。司机吼着：“两百美元，两百美元。”但我们已经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