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从瓶里喝了一口啤酒，说：“我们正去往威特岛（Isle of Wight）的摇滚音乐节。到时候会非常开心的。为什么不一起来呢，伙计们？”
盖瑞和我笑着同意了，我们出发，狂吠的小猎犬舔着我们的脸。我们乘渡轮到了岛上，立即汇入了反主流文化的泱泱洪流。
壮观的聚会被安排在绿色的山丘和山谷间。就在乐队表演的过程中，护栏外愤怒的警察带着警犬对抗着无票的朝圣者们。充满激情的表演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三天三夜。大麻的烟雾充满空气，人们在四下里使用着药品。男男女女顺山坡滑进泥泞里，还有更多半裸的身体随着音乐扭动着。
一个晚上，天空下起瓢泼大雨，轮到几米·汉德瑞克斯（Jimi Hendrix）登台表演，盖瑞和我就在离舞台不远的地方。他穿着紫色天鹅绒的外套，长袖飘飘，但看上去毫不张扬。不同于从前我所见过的嚣张纵情的艺人，今晚他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音乐家。
他演奏了那首变形、悲号版的《星条旗》（译注：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美国国歌）。这里站立的是我们时代的偶像，反主流运动的先哲，传播着自由的讯息——毫无避讳地表达自我——反叛既有的规则。对我来说，这讯息意味着不理会流行的观点，而追随自己的内心。
音乐如雷贯耳，震颤了山谷、搅乱了海洋、驱散了云朵。但我内心无法名状的默默召唤听起来却更加嘹亮。
音乐节后，盖瑞和我搭上一辆挤满吵闹乘客的货车奔向伦敦。为在喧嚣中寻找庇护，我在包里翻找，捡出了那本在兰德尔岛上，奇怪的和尚留给我的小册子。封底上一个男子坐在树下。他长长的杏核眼闪耀着喜乐的光芒。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他的表情却现出孩子般的天真无邪。他穿着高领毛衣，笑容间散发着平静。我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但深受震动。 我想，如果造物中确有人拥有灵性的喜乐，那就莫过于此人了。
不久之后，我们和刚刚在威特岛结识的几个兄弟，住到了伦敦郊区的一间小公寓里。一天，一个兄弟在看报。突然，他脸色苍白地抬起头，大声地痛苦呻吟。我们问他：“怎么了？”
“一个该死的坏消息，伙计们。几米·汉德瑞克斯死了。”
“不！怎么会？”我问。
主人像在慢镜头里一样把报纸缓缓放在桌上。“伦敦报说昨晚他服用安眠药过量，呕吐窒息而死。”
盖瑞两手抱住低垂的头。我觉得好像要死了一样。
我应该从中学到什么？我问自己。汉德瑞克斯这么年轻就拥有了世人所热切渴望的一切：财富、名声、惊人的天赋。但他还是不满足。这个我们时代的偶像最终成为了自己过度服药的牺牲品。成千上万的人把“性、药品、摇滚”当作更进步的生活。自由是他们最高的价值，但他们真正获得了自由吗？我想起自己认识的反主流中的所有杰出人物，但也还有那些只是看上去疯狂而忘恩负义之徒。我想到父母亲如何把感恩作为首要的价值教给了我们。我是不是真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无疑我不接受父母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但我的路又在何方？神呀，请您向我揭示。怀着这思绪万千，我为几米献上祈祷。
我已经开始对我抛弃了社会和家庭的常规而投入其中的这场运动感到大失所望。我曾经怀着一个梦想，希望反主流运动将创造一个开明的世界，但现在我感到，这运动中的破坏性元素，比如“为了反叛而反叛”，“为了个人的享乐”，越来越占据了主导。随着几米·汉德瑞克斯毫无价值、悲剧性的死亡，我的梦想也完全破灭了。但就像在死亡线上挣扎求取最后一线生机的人，我前所未有地投入了我们这代人的过度狂热。
在伦敦，盖瑞和我在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探寻，混迹于吸食大麻、摇头丸的隐君子和寻求和平的人士之间，这些人都穿戴得分外显眼。嬉皮士演奏着说唱音乐；毒贩和妓女在拉客；警察四处巡视；光头党青年咆哮呼喊；而游客们抓拍着这怪诞的百态人生。
在朗贝斯路（Lambeth Road），从英国议会大厦跨过河去，我们遇到一位同情年轻旅行者的天主教牧师。每晚九点，他都打开教堂的石头地下室，让年轻人免费睡在地板上。除了冰冷、坚硬的地板外没有任何设施，而我们得在早晨九点前离开。尽管条件如此，却总还是个睡觉的地方，况且旅行者们都带着自己的睡袋。每晚我们在地板上寻块儿地方，周旋在挤满蓬头垢面人群的空间里，空气中充斥着印度大麻的味道。熄灯后，一片黑暗。很快，就会听到一对对情侣做爱、呻吟、翻滚的声音。有时，我看到有人在角落里点上一只小蜡烛，捆住胳膊，在烛光里注射海洛因。
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抽更多的印度大麻和大麻烟，表面上，开始和周遭更适应。但当身边的人们互相交往时，我却退回自己的内心。我经常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沉湎于这样的生活。很多时候，盖瑞回到睡觉的地方，我会自己坐着，时常是几个小时在泰晤士河畔。澎湃涌流的巨大水流对我的心意有催眠般的效果，而我会质询我所过的生活。抬头看着永不停息的伦敦大钟的指针，我寻思自己是否只是在浪费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