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语（主要是英语）居于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之地位，以致“外语崇拜”成为一大怪象、被公众口诛笔伐的当下，人们已很难想象，外语教育在中国起步的尴尬和艰辛。
“蟹行文”关乎军国大事
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直逼京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咸丰的异母弟恭亲王奉命议和，留京主持大计。
在此之前，前来谈判的英国参赞巴夏礼被清王朝拘押，恭亲王命他致书联军统帅议和。巴夏礼亲书中文信一封，但旁边有英文数行。当时中国人把欧美等国横写的拉丁语系的文字呼为“蟹行文”，蟹行者，横行也，以示轻蔑。可是平素瞧不起倒也罢了，这一回巴夏礼所书的蟹行文可是关乎军国之大事。巴夏礼意欲何为？是泄露天朝机密，还是授以诡计准备理应外合谋我？朝中无人识此英文，既不知所写何意，哪里敢轻意发出此信呢？
好不容易打听到天津有一黄姓广东人识得英文，清廷如获至宝，立即调其急速来京，经黄辨认，几行英文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及年月日罢了。区区夷字数行让饱读诗书的官员们头疼不已，重要的是，为勘破其中“玄妙”，一去一来，延宕多日，影响战和大局，让负责议和的恭亲王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只有在这个时候，朝中的大老们也许才会想起先觉者的声音。这个先觉者就是后来的首任驻英公使、因为在著述中说了异域文明几句好话而被攻击为“汉奸”的郭嵩焘。早在1859年，精通洋务的郭嵩焘即上了一道名为《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的奏折，遗憾“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习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款要，莫切于是。”建议“推求此等人才”，“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并明确提出设立外语学校。可惜这份奏折根本没有引起当政者的注意，如泥牛入海一般。
饱受刺激的恭亲王很快作出了反应。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1861年初，处理善后事宜的恭亲王上奏，要求根据时势的演变，立即设立一个统筹洋务和各国邦交的中央机构，咸丰皇帝批准成立，即今人耳熟能详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在这封奏折中，恭亲王也表达了缺乏与外人交涉人才的焦虑，“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为加速培养外语人才，按照他的设想，因为广东上海两地开风气之先，可以先在广东、上海商人中挑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任教习。
但恭亲王的这一设想并未顺利实现。1862年他又上奏称，“所请派委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是以日久未能举办。臣等伏思，……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在次上奏中，恭亲王提出了新的办法：“在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旋据英国威妥玛言及该国包尔腾兼通汉文，暂可令充此席。臣等令来署察看，尚属诚实。虽未深知其人，惟以之教习学生，似可无事苛求。因于上月十五日先令挑定之学生十人来馆试行教习，并与威妥玛豫为言明，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仍另请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令暗为稽察，即以此学为同文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