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爵部院前因被旱成灾，恐有不逞之徒煸惑饥民劫掠富户，谋为不轨，是以通饬所属，如有前项匪徒乘机倡首为乱，即行就地正法，以遏乱萌而靖地方。今窃贼杀死巡夫一案，无论事后挟嫌谋杀，或临时图财害命，总系寻常命案，自应遵照定例，填格录供，通报复审，按拟解勘，方为正办。该州前请就地正法，已属草率，即或实应就地正法之犯，亦应候示遵办，乃既经具禀请示以前，竟敢不候批示遽行正法，办理殊属冒昧，非寻常疏忽可比。本应立予撤参，以重人命，惟业据自行检举，禀请照例议处，且该州并属被灾较重，正当清查户口、办理赈抚紧要之时，未便遽易生手，姑从宽记大过三次，以示薄惩。……及嗣后遇有似此案件，不候批示擅专自便，定行严参，决不再宽。凛之！凛之！”
有了上峰“就地正法”的命令，地方官员很可能乐得简便，把赈灾中发生的所有命案都“从重从快”。这一封批牍透露曾国荃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所以他反复强调和训诫，寻常命案一定要回到常轨，遵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办理。
大灾中的官员群像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称赞由做过将军的曾国荃来当灾区的巡抚是一种“幸运”，“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敢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 留意于整顿吏治和稳定秩序，这的确是赈灾之要着，如果吏治不清明，秩序不稳定，即使花费甚巨，赈灾的效果也会微乎其微。
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国荃向清廷上了《特参州县疏》，所参的地方官吏，一个是吉州知州段鼎耀，其人“于省局拨解赈银胆敢扣留不发，实属玩视民瘼，忍心害理”。另一个是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借罚捐赈为名，借端侵渔”，还有“试用县丞郭学海，委解粮石，假公济私，任意迟延，亦属任性妄为”，曾国荃“请旨一并革职，归案审讯，按律定拟，以重赈务而儆官邪。”
最有意味的是，两个知县仅因在灾中修理知县衙门，也受到了曾国荃的严厉处分。“稷山县知县王懋庚，到任数月，并未禀请批示，私派捐输，修理衙署”，所谓“私派捐输”就是在民间摊派，曾国荃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他斥责说：“该县衙署即使破烂，尚有考院（童子试场）可以暂借栖居，即欲修理，亦应候至年丰禀请，设法筹款，不应勒派捐输兴修。似此胆大妄为，荒谬已极。” 和顺县一位姓夏的知县“修理衙署”，“复匿灾而不报，征收钱粮”，在曾的眼中，这是“括万民之脂膏，供一己之宴安，任听民间卖儿鬻女，尽填贪吏之欲壑。”夏知县被摘去顶戴，“以观后效”，王知县则更遭到了革职查办的惩处。除了“纪律处分”，有些贪黩官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山西阳曲县的仓书李林儒-----一个管理放赈的小吏在承办粥厂放赈中，侵盗米粮五十石，被曾国荃下令就地正法。
这些在大灾之中“玩视民瘼”、“忍心害理”甚至舞弊自肥的官吏，的确彰显了晚清吏治的一些漏洞。但腐败官吏的比重有多大？对政府赈灾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考虑到灾区辐员的辽阔，赈灾中调动财物的数额之巨，对上述问题当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价。据曾国荃在灾后向朝廷报告：“自去年筹赈以来，州县如有不实心竭力者，臣等查明无不立予参撤。其中亦有尽心爱民、勤劳卓著之员，理宜量予体恤，酌发应支之款，以鼓其气。……近日州县等官多有饔飧莫继者，且有得力之员因办赈焦劳过甚，遂至一病不起无以为验者。”
朱其昂，李鸿章办洋务企业的干将，“为晋省筹赈筹粮、捐资济众，最为出力”，竟因灾中染上“时疫”于光绪四年五月殁于天津；
张树炎，原为甘肃道员，山西大灾后经曾国荃奏调来晋，旋往河南周家口采办粮食，“冲风冒雪，昼则尽力奔驰，夜则襆被兀坐，设局办理转运，不辞劳瘁。严冬寒气逼人，冰霜满路，该道往返于泥淖之中，痛念饥民嗷嗷待哺，殚心设法多为拯救。乃以焦劳过度，遂致心火冲肝，郁为消渴之症。……计三月以前，于万难周转之间，犹能运粮一万余石力济灾区，自是心力交瘁，病益不支。……四月初九日扶病归里，该道即于初十日身故。”
知州陈世纶、知县刘祥翰，“均克尽心民事，卓著循声，乃因办理赈务忧虑过度，积劳病故。……今年疫气流行，该员等不避艰难，驰逐郊关，因而染病，卧床不起。”
……
曾国荃统计，灾情发生以来，“自初至今，计候补及在任正佐各员物故者，已近八十员。”官吏亡故如此之多，除了积劳成疾的因素，灾后疫情漫延势必也加剧了赈灾的风险。
曾国荃的奏报有无虚饰成份？基本事实谅无问题。传统社会，士人清议的力量实非今人能够想象，而且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人在京城做官，如果奏报不实，被京官参上一本，后果严重。曾国荃查办的部分贪渎案件，就是起因于京官的弹劾。
天降奇灾考验着宛如夕阳西沉的帝国。作为一个前现代政府，清廷可以说竭尽了所能，很容易被今人诟病的官僚贪腐无能的病灶也并未大面积地恶性发作。究其实，紧接“同治中兴”时代，元老重臣均在，朝野风气未坏，中央政府的威严尚存，法纪和儒家道德并未遭到普遍蔑视，这些都是山西赈灾取得一定成效的根本原因。在此之后，一个看上去早已摇摇欲坠的帝国居然还能支撑三十余年，从山西大灾中也能窥出端倪。
当然，终究是前现代的政府，前现代的官员，他们的思维终究无法突破过渡时代的一些显著特征。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向曾国荃提出了包括向粮价低的地方大规模移民、修筑铁路等建议。根据曾的指示，一群官员通过讨论给予了回复，“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