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行贿受赂，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气。贿赂的规格也日益提高，先是送白银，继之送黄金，再送是珍珠。政治败坏使得朝廷政令废弛，成为具文，官吏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来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他们布满州县，为所欲为，天下岂能长治而久安？
军事系统败坏，军心思变。明代军队管理制度完善。京营与地方部队都有固定的编制。凡是死亡逃跑以及年老退役造成的缺员，都要依照规定及时予以增补，军饷按在册人员如数发给，这是保持军队稳定、增强战斗力的有效措施。明朝末年政权败坏，导致军政败坏，武官选授与升迁不是依据本人的军事才能，而是依据行贿钱数的多寡，将领不以领兵练兵提高军兵的战斗力为己任，而是在肥大自己腰包上打主意。明末无论是京营军兵，还是边兵，逃亡极为普遍。崇祯十五年（1642年）孙承泽曾说：“近来逃亡缺伍，不知其数。”由于军饷是按照在册人数发放的，各地将官无不在空额上打主意，员缺不予增补，军队被吃空额、挂名、老弱充数掏空。明总兵吴襄曾说，关宁兵在册为8万人，实际上只有3万人，真正能够用来打仗的只有3000人。京营是国家军队的主力，是守卫京师的主要力量。按照核实在册的京营人数不下十余万，实际上登城守御的军兵不到5万人，也就是说半数都是虚额，而其中能够用来作战的战兵，实际人数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说了。另外，军兵生活没有基本保证。军兵生活靠的是军饷。明末一方面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保证军饷供给，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延绥欠饷1154148两，宁夏欠饷210790两，甘肃欠饷752555两，固原欠饷327725两，四镇共欠2445219两。临巩的边饷缺至五六年。至崇祯二年（1629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缺饷已达36个月之久。另一方面是军饷下发，雁过拔毛，武官到京请拨军饷，有三成的回扣。就是说请拨饷银一万两，就要扣下3000两给办事衙门或官员。领回下发，将领们暗箱操作，层层克扣，有禁不止，正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山西巡按御史陈纯德所说：“伍虚而饷仍在，不归主帅，则归偏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