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观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年强调哲学家之治，晚年强调法律之治。在中国思想史上，由子思、孟子一派所开创的心性儒学，主要强调“内圣”对于政治的决定作用；比较而言，公羊学派更多地强调制度对于政治的决定作用。这些“轴心时期”的思想巨人，大多在人与法、心与物、德性与制度等二元划分中作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早在“轴心时期”之前，在更古老的皋陶的叙述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德性与法制的结合对于文明秩序的积极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确实出现过一个美好的“三代”，如果“三代”时期确实有一个皋陶，如果《皋陶谟》确实体现了皋陶的思想，那么，皋陶的政治思想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三代”时期的政治实践。在中华文明的初始时期，如果说政治领袖是由尧、舜、禹先后担任的，那么，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导师，也许就是皋陶。正是因为皋陶的这种不可替代的思想地位，在“虞书”的多篇经文中，皋陶都出场并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不论《尚书》各篇的真伪到底如何，流传至今的尚书文本中的这种安排，必然隐藏着中国早期文明在逻辑上真实的某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