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文治本来也有可彪炳之处。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同样提倡“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由于自己没有在品行上真实做到，即使贵为皇帝，也逃脱不了自然伦理的规律惩罚“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其后将事辽、碣，增置军府，埽地为兵，租赋之人益减矣。又频出朔方，西征吐谷浑，三度讨高丽，飞刍挽粟，水陆艰弊。又东西巡幸，无时休息，六宫及禁卫行从常十万人，皆仰给州县，天下怨叛，以至于亡”。挥霍无度的人，必定贫亡；好大喜功的人，必定虚耗；在其位而荒废政事的人， 必定被他人取而代之。这三样，隋炀帝占全了。《素书》所谓“民困国残”。大业十四年春天，天下大乱，隋炀帝终日饮酒浇愁，杯不离手。结果部将兵变，被逼缢身亡。由于挥霍无度，据说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是皇后和宫女等人以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
唐太宗亲身经历隋朝灭亡的过程，对前朝灭亡之因多有反思，中心之意可以概括为“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兹录三段言辞，与经济学者共思之。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四年，唐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且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
三、朝代由盛转衰君王的事例
1．唐玄宗：内乱伦常 外感安史之乱
孔子说人必自乱而后人得而乱之；人必自侮而后人得而侮之。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世间人如果在自然伦理德行上有亏，纵使贵为皇帝总统，也难逃自然之数。这是宇宙的法则，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唐玄宗一生行事，众所周知，此处不必细述。只为可惜的是，他如果不见色起意，如果见色起意而能自净其意，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戒除“饱暖思淫欲”的所谓人之常情，就破除了轮回之圈，必然会“主明而天下大安”，“开元盛世”就不会转为“安史之乱”，整个人生的轨迹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将转变，将是一代转轮圣王。然而德之不周，夺寿王妃而宠之，自乱伦常大理，怎么不感得天下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