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的谈判，我提供了当地政府公布的有关文件，证明律师在计算时引用的数据有误，同时指出，工亡者的父母并非无劳动能力的自然人，所以，抚恤金中增加比例的要求不成立。
律师看我识破了他的意图，便想在收养孤儿方面做文章。可是我昨天晚上已经做了功课，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收养是要经过民政部门一套严格的程序认定，乡村开具的证明不能作为合法收养的依据，这方面我们不承认。
经过这一轮谈判，我最终抛出一个公司可以接受的赔偿费用，同时表示家属的食宿费、交通费以及善后的费用都由我们承担。
这时，律师支走了房间里的所有人，然后说：“薄总监，不如这样，咱们这个费用还按照我们提出的来赔偿，事成后其中五万我们单独给你？”
听到这话并不意外，我笑着对律师讲：“我也有个好建议，赔偿额按照我们确定的计算，我再从公司单独申请五万作为你的辛苦费，你看如何？”
律师笑着说：“这怎么可能，这样的钱我不挣。”
我笑着说：“既然你都不挣，你认为我会要这个钱吗？生者已逝，这个钱是员工用自己性命换来的，也是以后家属的救命钱。我作为公司的代表可以明确告诉你，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公司不会少给一分钱，同样你们也不能漫天要价，毕竟公司也有自己经营的难处。”
今天的谈判没有达成一致，我提议让律师再和家属商量商量。离开酒店回到公司不久，家属就打来了电话：“薄总监，我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总之我们家一个活人死在了你们公司，公司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赔偿，要不然我们就把事情闹大。”
我安慰家属说：“你们情绪不要激动，有什么问题咱们坐下来谈。你们失去亲人，这种心情我很理解，我们也在尽力做好一切善后工作，还请你也理解我们……”
话还没有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我感觉到家属这次是真的不想讲理了，于是我也做好了硬碰硬的准备。
一个小时后，家属拿着花圈，哭哭啼啼地来到了公司大院，哭着喊着死者的名字，要讨回公道。公司里所有人都趴在窗户上看，保安则在现场极力劝阻家属闯进来，我和部门的其他几个人则一起快步下楼，把死者的父母请到了会议室。
我先是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这样闹是没有用的，现在是法制社会，就算你把我打一顿又有什么用？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父亲丝毫听不进去我的劝告，抓住我的衣服就让我还他们家孩子。他母亲也冲进来，指着我大骂，骂我是怎么管理的，把自己的孩子弄死了。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除了问候我的祖宗八辈，连我将来的丈母娘、媳妇、儿子都一一问候到了，无人幸免。
先礼后兵，该抚慰的我都做了，看来对待不讲理的家属，必须强硬一些，我于是拨通了张警官的电话。不到十分钟，张警官就带着三名警察到了公司，他们出面给家属做疏导工作，最后家属在人民警察的劝说下，离开了公司，我对张警官等人也表示了感谢。
就在这时，手机提示有消息，打开一看，是董事长发来的，董事长要求我控制事态、控制费用、尽快处理。我无奈地笑了笑，看来有些人比我还关心这件事情，已经早于我向董事长汇报了情况。
